中国将见证中医的消亡？------毛泽东关于西医学习中医重要批示背景与影响

我们为什么认同中医 《市民》杂志 2007 05 总41期  
中医的根本在于疗效，这是千百年来中医得以生存延续的原因，也是中医在国外逐渐发展壮大的原因。  
采访人：本刊特约记者 张惠玲  被采访人：徐文兵 厚朴中医学堂堂主  北京平心堂、御源堂中医门诊 心身医学专家  

　越来越多人选择中医  

　　问：我看到在您这里每周都有四批来自不同国家的学生来听您用英语讲授中医课，而且来找您看病的也以外宾居多。可是去年国内有几位院士、教授和博士号召取缔中医，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答：这不新鲜，当年的红卫兵破四旧，砸烂封资修的黑货，捣毁古董，焚烧字画。改革开放初期时兴捷克、罗马家具，有人卖了自己的红木家具去赶时髦。五四运动要砸烂孔家店，文革后期在批林批孔。外国人把掠夺去的中国文物珍藏在博物馆里。到了今天，古董收藏热席卷全国，人们还得花重金去国外赎买文物。儒学也在复兴，国家投资到世界各地建立孔子学院。  

　　我想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国人的自尊、自信回逐渐回归加强，中华文明也会随之复兴目前人们珍重有形、有像的东西，用不了多久，中国人的传统思想、精神、价值观也会逐渐回归，中国不会总是做殖民地，出卖资源、廉价商品和劳动力。  

　　问：我很钦佩您的乐观和自信，可是医学毕竟不是文物、艺术，是严肃的人命关天的科学，怎么会和经济实力、自尊心和价值观扯得上关系呢？  

　　答：医学不仅仅是简单救死扶伤的事情，而是涵盖了预防、保健、治疗、康复诸多领域。中医因人而异，辨证论治的保健治疗方法更适合个体的需求。普通人买衣服只能买现成的成衣，有钱人或有品位的人会找裁缝量身定做，道理是一样的。相信随着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提高，人的自我意识，主体意识的增强，预防保健意识的增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中医。  

　　中医为何越来越萎缩？  

　　问：我现在也同意中医在养生、保健方面有优势，但毕竟生病以后绝大多数人会去看西医，这一点难道也会随着经济发展、传统文化的复兴而改变吗？  

　　答：就治疗而言，人死不能复生，面对疾病选择中医还是西医取决于自身的价值观，或者跟从社会主流价值观。而价值观的形成和文化背景和经济实力有直接的关系。同样是得了癌症，约旦国王侯赛因选择了去美国做手术、放化疗，结果不到半年就死了。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选择到中国接受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结果存活了10多年。凤凰卫视的刘海若在英国被西医判定为植物人，她的父母选择了回国接受以中医为主的中西医结合治疗，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问：可是大多数人是在西医治疗无效的情况下，死马当活马医才去找中医，或者急性病找西西，慢性病调养找中医。这和疗效有关，跟价值取向有关吗？  

　　答：中医一样能够治疗急性病，而且痛苦小，效果好，花费少。但是在社会价值取向以西医为标准的情况下，西医没治好，大家认为得了该死的病，中医没治好就是治死了。上世纪初鲁迅的父亲被剥夺功名以后，酗酒伤肝，最后得了肝硬化，延请中医调治。最终腹水吐血而死。鲁迅非但不感激中医减轻了他父亲的痛苦、延长了寿命，反而骂中医是骗子。本世纪初大艺术家、富豪陈逸飞得了同样的病死在上海西医医院，有人说过什么吗？  

　　在这种环境氛围中，中医治疗得不到机会施展，也得不到法律支持保护，只能越来越萎缩。  

　　比如说急性阑尾炎，西医就得手术，手术之前患者必须签字，认同如果出现了麻醉意外、失血感染等等问题，医生不负任何责任。中医不用手术，服用汤药就能解决问题，我自己用大黄牡丹皮汤治疗过3例病人，都是一副药治愈。但是没有任何保障，万一出现一例失败，那么我的职业生涯就得结束，即便患者绝对信任，但是有几个大夫会冒险呢？只好随大流，让病人去挨刀受苦。  

　　将来社会价值观改变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健全了，中医也就有了施展才华的机会，中医也就能更快发展，患者也会从中受益。  

怎样看中药的毒副作用？  

　　问：以前人们的印象中药是安全无毒的，可是最近屡屡发生使用中药产生毒副作用的问题，您怎么解释这个问题？  

　　答：是药就有三分毒，这是常识。如果药物没有毒性，也就无法纠正人体的偏性。之所以要学习中医，就是要求人们在中医理论指导下，正确使用中药，化害为利。所以古人说：“为人父母者，不知医为不慈；为人儿女者，不知医为不孝。”以前人们懂药性，有这个常识。而且从古至今，药店里面就有坐堂大夫，问病给药，现场指导买药。  

　　看看现在的局面，为了和国际接轨，规范医疗市场，坐堂医被取缔了。中成药大多数被标记为OTC，非处方药谁都可以买，不懂中医也可以随便用。西医大夫也就学了几十个小时的中医课程，就可以开中药。等出了事故，不反思使用者的问题，却把屎盆子全都扣在中医中药上。  

　　问：那您还是不承认中药有副作用？  

　　答：药物在使用不当的情况下，给病人带来伤害，不是药物的问题，是医生或使用者的问题。药物在正确使用的情况下，仍然不可避免地给人带来伤害，那就是药物的副作用。副作用的产生是因为药性过于猛烈，中医把药物分成无毒、小毒、大毒。有副作用的药一般都属于虎狼药，归于大毒的范畴。  

　　中医的哲学以恢复人体的自愈能力为目的，食疗为首选，药食同源的为次。尽量避免使用毒性大，副作用明显的药物。迫不得已使用时，也要求中病即止。而且中医有一套复杂完整的炮制、配伍理论，来消除制约抵消药物的副作用。不懂中医而使用中药，是人祸不是药祸。  

　　问：既然中药有副作用，为什么不像西药那样在说明书上明明白白写出来，告诉大家呢？  

　　答：使用药物有个给谁用？什么情况下用？用多少？使用多久的问题。这需要医生来掌握。大多数中药性味温和，只有在使用不当的情况下，才会产生毒副作用。糖吃多了会蛀牙，您会要求卖糖的人表明糖的副作用吗？辣椒吃多了会伤害口腔、眼睛、直肠粘膜，导致干燥出血，您会要求卖菜的人标明辣椒的副作用吗？  

　　问：同样的药物，效果应该是恒定不变的。为什么您总是强调使用的问题呢？  

　　答：用同样的原料，厨子炒出来的菜和你我做出来的菜，味道是不一样的。用同样的棋子下棋，为什么会有输有赢？同样一颗植物，按照中医理论指导下使用那才叫中药，是一种结果。按照西医理论去分析使用，那只能叫植物药，会导致另外一种结果。还是使用者的问题，或者说是指导使用者的理论有问题。  

　　问：有人因为中药龙胆泻肝丸导致尿毒症而号召取缔中医，您怎么看？  

　　答：演千手观音那些漂亮的姑娘们，大多是因为使用链霉素导致耳聋，落下终生残疾。上世纪70年代因为使用四环素，导致整整一代人牙齿变黑。我没看见有人因此去号召取缔西医。且不说尿毒症是否是由于龙胆泻肝丸而起，也不讨论是否用药失当。但就这种厚此薄彼情绪化的价值取向，就不是科学公正的态度。  

　　中医是否不科学？  

　　问：您如何看待“中医不科学”这个问题呢？或者说您是如何向外国学生和病人解释中医的科学性呢？  

　　答：中医是否科学是个伪命题，本身并不成立。比如说孩子是否长得象父母是个真命题，值得讨论。而父母长得是否象孩子就是个伪命题，不值一驳。看一下中医学和科学的发生、发展的历史，就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问：那您是不屑于还是回避讨论这个问题？  

　　答：接受并且讨论这个命题，就意味着认同“科学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希特勒搞血统论，认为纯种日尔曼人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制定了确认日尔曼人的标准：金发碧眼，高鼻深目。你要是认同他的理论，就会讨论华人是否是日尔曼人的问题，接着就会去漂白染发，去适应人家的标准，免得被清洗杀戮。我们会这么做吗？  

　　问：医学并不是种族学，无关伦理道德。真理只有一个，就像数学没有中外之分，为什么医学会有中西医之分，就不能讨论谁是谁非吗？  

答：真理的确只有一个，但是认识真理的方法不止一个，在绝对真理没有被发现之前，就存在相对真理。在这个阶段，大家只能互相学习、借鉴，才能离真理更近。如果不明白这个道理，请学习一下古印度的寓言《瞎子摸象》。  

　　问：您的意思是说，科学、现代医学、中医学都是瞎子之一？  

　　答：没错。如果把病人看作是个大象，无论西医、中医(包括藏医、蒙医、苗医)、印度的传统医学阿约斐大、顺势医学、全息医学、包括巫医都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和方法发现认识到了真理，在临床治疗上有着本身的优势。现在问题是有人自以为不是瞎子，发现了全部真理，跳出来指责别人，按照自己的标准去检验别人，我只能说真正的医生不会这么做，因为他们明白认识和治疗疾病的艰辛，在目前西医学对绝大多数疾病病因不明，发病机理不祥，治疗手段欠缺，医疗差错和毒副作用频发，自身难保的状态下，自封为真理代言人，实在是可笑的。  

　　问：但是总得有个标准来检验、衡量中医吧？我的印象中说包治百病的都是中医。  

　　答：别忘了最根本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很多人在很多情况下是重视标准，忘了实践。就像韩非子的寓言《郑人买履》说得那样，“宁信度，无自信”。遗憾的是现代科学制定的那套标准机械、死板，完全不符合活人的治疗，中医的气的概念和理论他们没有，中医的经络他们无法验证，因此而否定中医，是他们的无知，不是中医不能存在的理由。需要提高的是他们的哲学素养和科技手段，而不是我们。  

　　中医的根本在于疗效，这是千百年来中医得以生存延续的原因，也是中医在国外逐渐发展壮大的原因。病人可以不了解中医的理论，他的要求就是解除痛苦，且无害。美国绝大多数州都立法承认针灸或中医，设立了学校，颁行了执照。越来越多的保险公司也接受针灸投保，并不是他们理解了中医理论，而是民众的身体力行的呼声，以及由此带来的商业利益。比如痛症，病人以前做10次理疗不解决问题，而接受针灸几次治疗就好了，保险公司当然愿意省钱的治疗。  

　　问：那就没人能检验中医吗？中医自己有标准吗？  

　　答：当然有，而且应该有。问题是制定标准的人应该懂中医，下功夫去制定更加切合实际的标准。在周朝2千多年前，就有医师的评价考核制度。《周礼》医师篇中说:“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次之。”  

　　目前所谓中医是否科学的讨论，背后其实是权力和利益的争夺。有些人否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自封为真理的代言人，去掌握裁判权、话语权，去谋求自身的利益。  

　　问：我看到是绝大多数人拥护中医，但是有理有据反驳否定中医的人不多，相反情绪化的成分居多，大多从道德情感出发，骂别人是汉奸、卖国、数典忘祖等等。为什么不能心平气和地做学术讨论呢？  

　　答：挑起这场事端的那位大学教授张某，本身就很不理智、偏激情绪化。试想，想去修改宪法的条文，通过互联网发贴征集签名，是理性的行为吗？没追究他的法律责任就算他走运了。  

　　想借大民主的旗号，推行其个人目的。等应者寥寥，反者汹汹的时候，他又不敢搞民主了，只好封了帖子，摆出一副众人皆醉，自己独醒的架势。本想哗众取宠，反而自取其辱，怨不得别人骂他。  

　　问：可是张教授说的中医使用人和动物的粪便做为药物，不是事实吗？  

　　答：可惜这位教授还是研究哲学的，居然不懂“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粪尿是不干净，可是日本鬼子释放毒气的时候，八路军战士没有防毒面具，不就是用尿蘸湿了毛巾捂在口鼻上吗？红军后继部队过草地的时候，不能是从先头部队的粪便中，拔拉出来青稞吃吗？想必这位张某人是届时是不会这么做的。  

　　古代犯人受了枪棒伤，都会索要童便服用，活血化瘀，排出瘀毒。现代医学用来治疗心脑血管病的尿激酶，不就是从尿液中提取出来的吗？中医用尿就是愚昧落后，西医用精品尿就是先进科学？这是什么逻辑？强盗逻辑。

浅谈钱学森的中医观
——钱老关于中医部分论述之刍议
巩献田

早在１９１３年，毛泽东就曾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 １９５５年，毛泽东在一次会上又严肃指出：几年来，都解放了，唱戏的也得到了解放，但是中医还没得到解放。中医进修西医化了。看不起中医药，是奴颜婢膝奴才式的资产阶级思想。１９５４年，毛泽东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的中药有几千年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产，如果任其衰落下去，将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如不整理，就会绝版。”同年，他又指示：“即时成立中医研究院。”于是，在全国范围内调集名医，于１９５５年１２月成立了中国中医研究院，毛泽东还接见了第一任院长鲁之俊。

   １９５６年，毛泽东在同音乐工作者谈话时指出：“应该学外国近代的东西，学了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就医学来说，要以西方的近代科学来研究中国的传统医学的规律，要发展中国的新医学。”并说：“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套用外国的东西。”他还说，历史上中医的一个很大特点是从不拒绝接受外来的好东西，比如中药胖大海，实际上是进口货，但中医拿过来了，现在谁能说它不是中药呢？中医得到发展，是由于兼收并蓄，博采众长。

    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１１日，毛泽东在对卫生部党组《关于西医学中医离职学习班的总结报告》的批示中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
一、中医是我们的珍宝
1、中国的传统医学是我们的珍宝，孕育着人体科学最根本的道理,中医是我们的珍宝，中医理论与系统科学完全融合在一起，中医的观点是系统观。
2、中医是自然哲学，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
中医是自然哲学，不是自然科学，属于前科学，不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三、中医是整体论
1、中医是整体论，其长处是整体观、系统论和多层次观
中医的特点在于从整体，从系统观点来看问题。中医理论的长处是整体观、系统观，多层次观，这是它的正确、优点和成就，这与西医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不同。
2、中医是一种唯象的理论，还不能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
中医是一种唯象的理论。必须把它转化为现代科学，纳入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去。
三、中医理论的核心是辨证论治
中医理论的核心是辨证论治，严格区别中医的“证”与西医的“症”，证是人体的功能态。
“中医的理论是辨证论治。这个‘证’不是西医病症的‘症’，在概念上完全不一样的，西医是研究病灶，是什么原因投药也是针对病灶。中医辨证论治的‘证’，用系统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功能状态。辨证是指辨别病人的功能状态，然后开药，用药物使病人从不正常的病态调整到正常的功能状态，也就是健康的功能状态。本来，人体天然就有抵抗细菌的功能，中医用药不是直接去作用于病灶，而是把功能状态调整到正常的功能状态，病态的问题也就随之解决了。”[1]

四、气功是理解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的钥匙
气功是中医中药理论的泉源；中医、气功和特异功能是三个东西，而本质又是一个东西；气功是核心，是理解中医理论和人体特异功能的钥匙。为发掘人的潜力，对于气功的研究，意义是深远的。

人这个巨系统，又是个开放的系统，人和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人这个巨系统存在于整个宇宙之中，宇宙是一个超巨系统，人又受这个超巨系统的制约。这样看，研究人这个巨系统就非常复杂了。其中和气功研究有关的，就是精神和物质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西方科学是唯物主义的，但有点过头，转到机械唯物论上去了，不承认大脑的反作用。事实上，大脑是可以反作用于它以下的层次的，包括各个器官和器官的组成部分。就是说，精神是物质（大脑）的运动，精神又可以反作用于物质（人体器官），这样一个观点才是辩证唯物主义的，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利用人体内固有的东西，把它调顺了，产生人体的系统的一种功能状态，这种状态是健康的，是能够抵抗疾病的。也就是说，结合系统科学的观点，炼功（炼内丹）无非是让身体进入一种特别健康的功能态。

与中药密切相关的是祖国传统医疗卫生的又一珍宝——气功。气功对保护人民健康和治疗疾病有公认的效果。但气功本身又有十分重要的科学意义：正如吕炳奎同志所指出的，气功与中医理论相通。练气功的人对气血、经络、脏腑等中医学说通过运气练功的实践，得到感受而容易理解，因此气功又是研究中医理论的钥匙。有的同志认为：中国古代的医药名家，很可能就是有成就的气功师；这些同志并认为气功是中医中药理论的泉源。我们要研究中医理论，实现中医现代化，就必须同时科学地研究气功。[2]

五、不断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是科学的使命——人体功能“特异”与“非特异”是相对而言的
世界上只有未被认识的事物，而没有不可认识的事物。只有尚未被理解的现象，但是没有不可理解的现象。不因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就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人体功能“特异”与“非特异”是相对而言的，人体的 “特异”功能会向非“特异”转化的。特异功能之所以“特异”，不过是说我们现在还不理解，还不能用现代科学技术去解释，所以不认识。不理解、不认识当然都是暂时的。气功为核心的中医理论、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是开展人体科学研究的一把钥匙。


1、不断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是科学的使命

“特异功能的‘特异’”是应该加引号的。之所以‘特异’是因为我们现在不认识它，而一旦认识了它的本质之后，就不再是特异的了。……我们已经知道，许多特异现象确实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办法解释它们，所以加上‘特异’两个字来形容它。于是，它们也就还不能纳入现代科学的体系中去。相信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些特异功能的‘特异’，也会逐渐被甩掉。”[3]

2、关于人体特异功能研究的具体观点和思路
钱老指出，有些儿童具有耳朵识字这种特异功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客观事物是第一性的，认识是第二性的。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我们首先尊重客观事实，不因暂时还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就否认这种现象的存在。不断地探索自然界的奥秘，是科学的使命。人体特异功能的研究，必将深化人对自身的认识，促进生命科学的发展。[4]  

这样认识高级气功师和人体特异功能青少年的功能，就把体内运气的那个巨系统又加以扩大，延伸到人体之外，到体外物体，体外物体还要回授信息。这里有两点要搞清楚：第一，这个扩大了的高度复杂巨系统，其控制中心还是发功人的大脑，还是意识和思维在起主导作用，所以从根本性质上讲，同体内运气的系统没有不同。第二，也有一个新因素，即出现了“外气”这个信息载体，而且它要和体外物体起相互作用而回授信息。载体是什么物质？钱老讲，现在还说不清。

他认为，这些都说明人体发出的信息载体“气”与非生物、生物的相互作用，产生回授信息，以至发生剧烈“共振”，这都是现代科学技术所认为可能的，正在研究，而初步结果已证明存在这种现象。因此高级气功师练出来的人体特异功能和特异功能青少年自发的人体特异功能，可以放在现有科学的知识结构中来研究，就不是什么神奇的东西了。

我们把人体这个高度复杂的巨系统扩大到人体以外，包括非生物和生物，真是超级巨系统，其中的每个局部又相互关联，相互作用，不能分割，分割了就不能解释实践的感受。我国古代有句话，“万物以息相吹”，用在这里十分恰当。而使我们高兴的是，这样一个概念又正是现代科学的概念。这话要分两个方面来讲。

钱老说：我以前就认为以气功为核心的中医理论、气功和人体特异功能是开展人体科学研究的一把钥匙，但因为设想不具体，也就不能制订研究计划。从前面所讲的来看，我们现在对气功、人体特异功能的构思是以实践为基础的，而且我们又进一步把它同现代科学技术的系统学、物理学联系起来，同现代科学技术的最新发展联系起来。它的整体观又与科学的新成就，量子力学的基础研究和宇宙学的人天观不谋而合。这使得我对这个粗略认识有信心，认为可以作为人体科学基础的出发点。[5]

物质和精神、大脑和意识，现在已经是不可避免的问题，在世界科学上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假使我们不研究这个问题，那是不应该的。而研究这个问题，就和特异功能有密切关系。它涉及到更长远的开发人的固有潜力的问题，人怎样能动地来锻炼自己的大脑，使自己的智慧有更高的发展？在这个问题的研究上，我们确实有独到的优越之处，一方面，我们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另一方面，我们又有极其丰富的古代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对古典遗产的整理包括气功、中医理论，可以作为我们探讨人体特异功能的基础科学，应该加强研究。

这涉及到人体科学过渡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问题，我叫这个过渡的桥梁为“人天观”，涉及精神和物质、意识和大脑的问题。“人天观”的研究有三个层次，最大的层次是宇观的层次，就是外国人搞得“人择原理”等等，讲人的所以出现和宇宙的整个安排是分不开的。还有一个微观的层次，就是量子力学已经证明：世界上没有东西是不相关的，独立性不存在。这些都是现代科学研究结果。我国遗产中最丰富的是宏观，也就是中间这一级，讲“万物以息相吹”——万物相关。[6]

他说：中医、气功、特异功能三者是一个统一的科研体系。概括起来说，就是研究人体这样一个“巨系统”及其外界环境的互相影响。三者比较而言，中医是比较成熟的，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中医“辨证施治”的“证”，并不是西医的“症”，中医的“证”实际上是人体的“功能态”。功能态偏离正常就要生病。中医是用药物把人体调整到正常功能态，气功是用意念改变功能态，特异功能的人在内发功时亦是处于一种异常的功能态。三者之中，最难攻的是特异功能问题，但特异功能与气功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有的人通过练功也能达到特异功能态。因此解决特异功能的关键是气功。而气功的许多理论又依赖于中医，所以三者是统一的，我们抓特异功能研究，在总体上要有这样一种认识。[7]

人体科学这个领域的非常复杂的，充满了斗争。认为离开了现在的科学，那就是错的。从前我们在这个方面讲得比较多，这可说是“左”的干扰。不光是有“左”的干扰，而且还有右的干扰，这就是把人体科学、气功和特异功能夸大成宗教。我们要科学地研究人体科学，就面临“左”的干扰，右的干扰，两方面都要看到。我们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研究人体科学，那就既要反对“左”的，也要反对右的。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根本的问题还是以物质为基础的问题，但是物质跟精神是一个辩证关系，人是物质的，但人是有精神、有意识，精神、意识可反作用于人，又作用于物质。所以人的认识，人的思维都是由他的实践所决定的。气功师、特异功能人，他们是人，不是神。我们要解除对他们的神秘感，我看这一点很重要。……这些例子都说明，他们是人不是神，他们的思想认识就是实践所决定的。他们的思想也是他们的实践、生活、经历所决定的。

在林书煌等学者所写的《特异致动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一文中，开始写道：“生物体与周围环境存在着多种类型的相互作用存在着能量与信息的交流，包括人体与生物系统、化学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其中某些作用的方式与机制暂时不明，称之为特异现象。”

在谈到特异现象与人的大脑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时，该文写道：“钱学森教授多次提出：人体科学因为涉及到人体本身，所以必然要涉及到物质和精神、客观和主观、大脑和意识的辩证统一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困难而又带根本性的重要问题。……我们认为，钱学森多次指出的‘人天观’和‘系统论’的思想，在这里将起重要的指导作用。就是说，在研究产生特异现象的原因和条件时，不能只是孤立地考察人体这个巨系统的状态，还应该同时考察人体与周围环境（包括场与实物、生物与非生物）所构成的超巨系统的状态。这一观点，在人体科学研究中是值得注意的。”

在谈到能量的来源和形式问题的时，写道：“与特异现象相连系的过程必定是一个物质过程，追寻其能量的来源和形式是最基础的研究工作。据我们所知，国内外的研究者在三个层次上（即宇观的、宏观的与微观的）探索这个问题但至今尚无一人真正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的初步想法是：能量显然源之于人体。因而将实验研究重点放在人体辐射的测量上。特别是下述两点应该引起注意：（1）特异能场结构的复杂性……和（2）特异场的相对独立性。……”

在谈到人体科学中的测量问题时，写道：钱学森审阅后指出：“您的观点我同意，要害在于人体特异功能在宏观层次上有意识地影响周围的东西。这和量子物理不一样，那是微观层次的；要区别清楚。然微观、宏观是联系着的，但搞清楚其中关系有待于我所说的 ‘量子认识论’并建议我们注意研究屏蔽问题。”

该文作者最后写道：“我们认为重要的是：经过几年的徘徊、矛盾与思考，我们日益深刻地体会到，在人体科学研究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以‘人天观’、‘整体观’、‘系统论’的思想为指导，将现代科学技术成就与东方文化中的精华结合起来，将气功、传统医学与特异功能的研究结合起来，使之进一步纳入科学的轨道，走有自己特色的道路。”[8]

六、中医现代化必将引起整个科学的革命，招来第二次文艺复兴
1986年1月他说：“人类才起源到今天已有一百万年，发展到目前，我们能够主动地、能动地你提高我们自身的潜力，使人的本事可以大大提高一步，这当然是不得了的事，这将是一次科学革命，是一次技术革命，是一次改造人类的革命。”[9]

1986年5月1日他写道：“第一，老一套科学方法有局限性，现代科学也要创路子，一定要用辩证唯物主义来指导，处理好物质与精神、客观与主观的辩证关系；第二，科学也要在中医现代化中革新，很可能要爆发一场科学革命，系统科学是个引水。”[10]

结语和商榷
参考文献：
1、钱学森著：《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C]，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2、钱学森等著：《论人体科学》[C]，人民军医出版社，1988年12月第1版
3、涂元季主编李明顾吉环副主编：《钱学森书信》[C]第3卷，国防工业出版社，2007年5月第1版
4、钱学森著:《论系统工程》[C]（新世纪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5、钱学森著:《创建系统学》[C]（新世纪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6、钱学森：《人体科学与当代科学技术发展纵横观》[C]，中国人体科学学会中国人体科学研究中心编，1994年
7、中国系统过程学会、上海交通大学编《钱学森系统科学思想研究》[C]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年1月第1版
8、朱润龙朱怡怡编：《创建人体科学（一）》[C]，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年5月第1版
9、苗东升著：《系统科学精要》[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6月第2版
[1] 钱学森著《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第96页
[2]钱学森《论系统工程》第138页
[3] 钱学森著《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第55页
[4] 钱学森著《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第132页
[5] 钱学森等著《论人体科学》第21——25页；钱学森著《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第29、30、31页
[6]钱学森等著《论人体科学》第207、208、209、210、211页
[7] 钱学森等著《论人体科学》第144页
[8]钱学森等著《论人体科学》，第251、253、255、256页
[9] 钱学森著《论人体科学与现代科技》，第153页
[10] 钱学森著《创建系统学》，第254页

现在铺天盖地的广告说：治**癌症、绝症、疑难杂症包治包好，殊不知是在捧杀吗？

世界不需要伪中医的“现代化”
据《中国中医药报》4月27日报道，在日前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主办、中澳合作协会和北京雅云世纪文化传播公司承办的中医药国际论坛上，法国高等社会学学院社会人类学博士、已在法国定居多年的贺霆教授语惊四座。他说：“在中国医院中普遍使用的现代技术与传统中医理论相结合的产物——电针仪，在法国并不受欢迎，法国民众更推崇不掺加任何现代元素的传统中医药。”同时，在美执业针灸师雪莱•奥克斯和来自加拿大、现在执教山东中医药大学和中国中医科学院的米歇尔•鲍尔也认同贺霆教授的观点。
　　无疑，贺霆教授的这番言论是给中国政府几十年如一日地寻求通过中医科学化去推行中医现代化和国际化战略的当头棒喝，更是从事实层面的有力否定。在笔者看来，贺霆教授的观点是再正常不过的了，西方人需要从中国引进一种没有被其文化异化的纯中医，就像中国需要从西方引进没有被其按着中国玄学的特征异化了的科学一样。所谓的“语惊四座”，恰好反映了我们一直都是在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医要想被西方人所接受，就需要被他们所崇奉的科学所改造，就需要与他们的理性主义文化接轨。
　　为何崇奉西医和现代科技的西方人更加热衷于一种纯粹的非科学的东方医疗体系，而不是被现代科技和西医所异化的“伪品”呢？事实上，正是中医与西医和现代科技的差异，才具有了西医和现代科技所不具有的治疗效果以及社会意义。我们知道西医及其赖以发展的现代科技都是西方理性主义和原子主义的产物，这种机械的医学体系不仅导致了昂贵的医疗费用，而且面对越来越多的全身性的慢性疾病和突发的传染性疾病时也是束手无策。就在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西医学已经导致西方社会出现严重的医疗危机的时候，无论是从健康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西方人都需要一种能够可供选择的不同于西医和现代科技的更加有效与经济的东方医学体系，也就是没有被西方文化所“污染”的中医学。这就是为何西方人对纯中医表现出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与信任，然而中国政府的决策者们却在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需要一个能够合乎西医和现代科技判定标准的“现代化中医”。
　　事实上，岂止是西方社会需要一种纯粹的非科学的东方医疗体系，就是具有十三亿人口的现代中国更需要这个从自己文化中衍生出来的非科学的医疗体系。我们在二十世纪初接受了西医，并把西医作为现代中国的主导医疗服务体系。常言道：有什么样的花儿，就结什么样的果。我们鄙弃和异化中医去结受西医的最终结果就是象西方绝大多数国家一样，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看病难、看病贵”的医疗困境。然而，哪怕历经多次西医体制医改的失败，我们并没有任何反悔当前重西轻中的迹象，即使提出了“中西并重”，也是阴奉阳违，继续以西医和现代科技为中心，加大力度把中医异化成为三流的西医，去无意识地完成他们自认为能够把中医推向世界的“现代化”。
　　即使撇开中国遭遇的医疗危机不说，就是从纯学术的角度来看，科学已经把西医推向了死胡同，可是中国政府却不顾也不反思这种医学发展现状，一味地从唯科学主义的国家意识出发，大力扶持和推动中医的科学化，美其名曰：“中医现代化”、“中医国际化”。于是“中医科学化”愚蠢地把中医从其文化母体中分离出来，然后建立在与其异质的科学土壤中，由于水土不服，最终导致中医在中国日趋一日地衰败，而中国的医政管理部门却毫无危机意识，继续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去重复那些荒谬的中医现代化的指导思想。
　　西方人可不像我们中国的医政官员一样被科学主义蒙住了眼睛，那些与西医没有两样的现代化的“伪中医”可以骗住在当前大力崇奉科学的中国老百姓，却能骗住早已深受科学的西医之害的西方人吗？不仅西方人会抛弃这个中国医政管理部门在科学主义主导下制造出来的畸形之物，我感断言就是中国的老百姓也迟早会从科学主义的蒙蔽之中醒悟过来，唾弃这个既不能更好地治病也不能更好地省钱的现代化的“伪品”！
　　人类社会不仅具有差异化，医学也同样具有差异化。正是这种差异化，才给人类提供了更多的医疗途径，维护了人类的健康和繁衍生息。中医是与西医从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中衍生出来的医疗服务体系，它们本是并存和相辅为用的，可是中国政府在体现西方文化一元论的唯科学主义意识形态的左右下，盲目和愚蠢地去推行中医现代化，这无疑是在消除医学体系的差异化，减少人类维护自己健康的途径，最终会得不偿失。
　　中医现代化可以休矣，它不是一条通向发展中医的康庄大道，而是一条间接性地废除中医的无明歧路。
　　中医在现代化的社会里要想走出国门，就需要重新回归自身，走向复兴之路，而不是自毁长城的现代化！
　　复兴中医，就让“伪中医”的现代化去见鬼吧！

中药注射剂废止还是改良？

　　《科学新闻》 (科学新闻09年第23期)

　　“安全、有效、符合伦理道德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李连达

　　“就目前来说，其弊远远大于利” ——傅得兴

　　“使用中药注射剂完全没有必要” ——方舟子

　　“应该先否掉过低的中药注射剂标准” ——袁 钟

　　“即使过敏概率小，也要暂停” ——张功耀

　　记者：田鹏

　　2009年1月13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药监局）印发了《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再评价工作方案》。

　　此后不久，4月22日，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发布的第二十一期《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中就出现了发生严重不良反应的中药注射剂——清开灵注射剂。紧接着，5月21日，在第二十二期《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中，发布了另一种存在严重不良反应的中药注射剂——双黄连注射剂。在这两种中药注射剂造成的严重不良反应中，都出现了患者抢救无效死亡的悲惨结局。

　　而几个案例仅仅是近些年不断发生的有关中药注射剂出现不良反应中很小的一部分。自从 2001年11月以来，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共发布了二十四期《药品不良反应信息通报》。其中涉及的中药注射剂有：双黄连注射剂、清开灵注射剂、参麦注射剂、鱼腥草注射液、莲必治注射液。还有穿琥宁注射剂、葛根素注射剂、莪术油注射液三种来自中药的单一成分注射剂被报告有严重不良反应，但在药监局的数据库中这被标为化学药物。刺五加注射液等多种据文献报道也存在严重不良反应的中药注射剂并没有收入通报中。

　　面对中药注射剂的重重安全问题，7月16日，药监局又发布了《关于做好中药注射剂安全性再评价工作的通知》，要求“进一步控制中药注射剂安全风险、做好安全性再评价工作”。此后数月，“再评价”全面启动。至10月底，新闻报道出“一些大型综合性医院已将中药注射剂清除出药房”。

　　现在，“再评价”还在进行中，但一些学者已在担心，“再评价”之后重新进入药房的中药注射剂，由于其固有的缺陷，将重新惹起诸多的问题。

　　缘起：“大跃进”与“地标转部标”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李连达介绍说，在“大跃进”时期，提出了“一根针，一把草”的口号，由赤脚医生来解决农村地区的医疗需求。当时就有生产队开始制作中药注射剂。当时的制作方法极其粗劣，将中药煮成的液体简单过滤，就注射入人体。而且当时管理混乱，加之政府推动“敢想敢干”，中药注射剂达到了一千多种。

　　注射剂相对于口服药物有起效快，作用强的优势，适合急救。在“大跃进”年代，农村“没医没药”的情况下，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也出了一些问题”，李连达说，“在60～70年代，一方面由于药品紧缺；另一方面，就政治角度而言，政府想要有一些有特色的药品。现有的很多注射剂，都出自那一特殊的
年代。”

　　《药政法》颁行之后，对于地方已经批准使用的药物采取了“地标转部标”的方式，将地方批准的药物上升为国家批准的药物。参与了当时审评的李连达说：“当时制定了要求，地方标准的药物上升为国家标准的药物要补做大量的工作，如果不能达到标准就要淘汰。但是当时出了一些问题。所以，地标升部标的注射
剂就留有后患。”

　　根据李连达的介绍，当时要求补做的工作一是药物的生产工艺要提高，要求提纯，去除杂质；二是质量标准提高，要达到注射剂的要求，要只含有效成分，不含有毒有害物质；三是做药理实验证明有效，做大量毒理实验证明其安全，还要大量临床观察，证明在人体上安全有效。

　　但根据当时执行的规定，与化学药标准不同，中药另有标准。虽然要求的项目有相同之处，但程度不同。例如在纯度要求方面，“差别很大”。

　　虽然李连达是中药注射剂坚定的支持者，认为“中药注射剂是一个进步”，但他也表示，中药注射剂存在“先天不足”。

　　原罪：难以避免的不良反应

　　尽管总的应用还是比较少，中药注射剂还是占到中药引起的不良反应中的大多数。原因很简单，静脉给药时，药物直接进入血液，与口服药物不同，不经过人体消化吸收的过程——而这一过程本身就是人体的一道防御机制，也就是医学上说的“首过效应”。所以注射剂的药理作用以及不良反应较口服给药远为迅速而强烈。

　　正因此，直接进入静脉的药物，对制剂的质量要求很高。已经公开发表的文献表明，中药注射剂，尤其是复方制剂成分复杂难明，提取工艺繁难，很容易混有杂质；在存放过程中，也会因为稳定性问题而造成有害物质累积。中药注射剂中含有许多大分子物质，经静脉输入后，未除尽的半抗原物质有可能与血浆蛋白结合而成为高致敏原，从而导致变态反应。另外，注射剂中含有蛋白、淀粉、鞣质、树脂、色素、黏液、挥发油等致敏成分，一旦入血可刺激机体产生抗体或致敏淋巴细胞，当再次接触该抗原时，就会发生过敏反应。

　　与此同时，有些中药注射剂的有效成分本身就对人体有毒性，易引发过敏反应。如双黄连注射剂由金银花、黄芩、连翘三味中药提取而成。其中的绿原酸已有研究证明其具有较强的致敏性。有效成分的降解产物，也有可能成为致敏原，如鱼腥草素制备过程的高温消毒可以使鱼腥草素发生降解，形成聚合物，而这聚合物是很强的致敏原。

　　另外，还有一些中药注射剂含有其他会引起不良反应的成分。如清开灵注射剂含有水牛角提取物，内含蛋白质，可刺激机体产生相应的抗体，引起过敏反应；丹参类注射剂含丹参酮、酸性成分和鞣质形成结晶体，与血浆蛋白结合形成大分子复合物引起过敏反应。

　　中药注射剂的质量控制中也存在很多缺陷。很多中药注射液除了有效成分明确的有定性定量检查外，其他一些成分没有明确的定性定量指标。生产规格模糊，不同厂家、不同批次的药品差异巨大。相对于化学药，安全性检查也有很多缺失。

　　在中药注射剂造成了严重后果之后，中药无毒副作用或毒副作用小的神话受到了更大冲击。尽管现下对其进行了“再评价”，但显然，如果中药注射剂与生俱来的缺陷不能解决，相信严重不良反应仍不可避免。

　　李连达：“中药注射剂比西药注射剂安全得多！”

　　中药注射剂比西药注射剂安全得多！现在的中药注射剂安全性欠缺是“地标升部标”历史遗留问题。另外，现在看来报道出的不良反应案例多有多方面原因：其一，中药注射剂得到了推广，被大量应用，即使出现安全性的概率不变，出现问题的数量也会增加；其二，中药过去的宣传失策了，有些人称“中药绝对不会
出问题”，一旦出现了问题，就惊天动地了；其三，对于药物不良反应的认识加深了，过去出现药物不良反应，不会认为是药的问题，会漏诊，误诊。现在只要药出了问题，立刻就会知道。

　　中药注射剂引发的不良反应可以分为两大类：药物本身的问题和用药不当。

　　药物本身的问题要通过再评价解决，而用药方面，最严重的问题就是把中西药注射剂一起使用。要防止严重不良反应，首先要强调合理用药，绝对不能把中西药混合使用，中药和中药混合使用也不行！其次，应严格控制适用症，控制用药的剂量、浓度和给药速度。

　　至于中药注射剂未来的发展方向，首先要评定中药注射剂有无使用的必要。有些中药注射剂用于危重患者抢救，而另一些注射剂则用于较轻的病症。对于后者没必要使用注射剂，口服药就可以了。在适应症上严格筛选，必要的留下，无必要的则淘汰。第二步，根据过去的经验，观察有无不良反应。经过筛选，再进
入再评价。再评价没有问题的过关，有问题的解决问题，补充工作，能达到要求的过关，达不到要求就淘汰！最后在临床用药中，要严格控制不合理用药。剂量、浓度、速度、尤其是配伍等方面，要将安全性问题控制到最低限度。

　　应该提倡在使用中药注射剂前进行皮试。虽然因为中药成分复杂，皮试出现假阳性和假阴性的概率都很高，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应该进行皮试，等于加了一道保险。

　　对于中药注射剂安全性涉及的社会伦理问题，从社会伦理和道德来讲，既然给病人用药，就要保证安全有效。这是原则，但从实际出发，全世界任何一种药都做不到绝对安全，凡是药都有毒性。药物的使用应该平衡利害关系，如果好处多于坏处，虽不安全也要用。中药注射剂用于抢救病人，虽然有风险，但多数病
人能获救，衡量利害，还是要继续用。所以讲安全、有效、符合伦理道德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李连达系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教授）

　　傅得兴：“该退出市场的就要退出！”

　　中药注射剂出现严重不良反应折射出了整个中药注射剂的一系列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已经存在不只一天两天了。中药注射剂作为中药现代化的一种尝试，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更多的却是它自身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就目前来说，其弊远远大于利。

　　主要是因为当前的科学研究水平还不能从根本上保证中药注射剂的质量。就目前来说，中国对于中药注射剂中所含有未知成分的准确分析，尚缺乏相应的技术。将提取的中药成分不通过肠胃吸收、肝脏代谢而直接注入人体血液中，这将会带来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在20世纪90年代末，我曾花了三年时间，将地方标准再评价，并将其中合格的升为国家标准。许多已经落后多年的中药注射剂地方标准在此次“再评价”中几乎是原封不动地升为了国家标准。有些中药注射剂稍好一些，增加了含量测定的标准，但在安全性检查上依然存在重大不足。

　　放眼世界，尚未见有如中药注射剂那样，直接将天然原料药经过如此简单工艺制成的且国家批准上市的注射剂；也未见到有效物质含量不低于总固体量70%（静脉用低于80%）就能认可的注射剂；更未见有十多个由不同天然药制成、功能主治有别而含量测定指标却一样的注射剂。

　　2007年12月6日，国家药监局正式发布了《中药、天然药物注射剂基本技术要求》，但说实在的，这个《要求》设立的门槛的确够高，如果真的严格执行的话，相信会有一大部分中药注射剂因为达不到要求而黯然退出市场。然而很显然，人们并没有按“要求”去做。因为这牵扯到方方面面的很多要素。目前，围绕着中药注射剂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

　　中药注射剂是否应该借鉴西药的质量控制标准，至今仍未能在中医学界达成共识。而在监管上，国家药监局同样面临着来自历史、文化、产业发展、民生安全等多方面的压力。对中药注射剂进行科学的再评价，严格按照相关质量标准对它们进行审查，该退出的就坚决退出，能剩几种算几种。要不然，中药注射剂还
不知要继续带给人们多少悲剧。（本文傅得兴的观点摘编自《首都医学》，傅得兴系北京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

　　张功耀：“中药注射剂应该先全部停用，重新研究”

　　生命物体存在同化规律，胃有同化的作用，通过胃吃下的药，如果不能同化，胃就成为一种安全壁垒，可以通过各种方法获救（如洗胃）。注射剂注射到血液中会出现严重不可控情况，产生严重后果，所以注射剂一定要更加注重安全。要在动物试验安全的情况下，征询试验者自愿进行人体试验。如果发现有隐患，应
该暂停使用，寻找可控制使用方法，即使过敏概率小，也要暂停。

　　中国药品开发立法落后，很多情况找不到依据。而且中药的用药标准非常混乱。许多中药注射剂用于临床前未做过动物试验，也未做过人体试验。中药注射剂注入血液后改变了血液的成分，药物代谢动力学不明，药物代谢作用不清楚，打进血管就无法出来，易形成沉积，改变血液成分后，后果不明。

　　目前的中药注射剂应该先全部停用，重新研究，用一种对人负责的态度，有了可控制的方法才可使用，即使是小型人体志愿者试验也要有可控的方法。在试验前，要争取志愿者同意，通过司法鉴定。未做任何试验就盲目使用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张功耀系中南大学教授，主攻科学史、医学哲学）

　　方舟子：“中药注射剂完全没有必要”

　　中药完全不适合做成注射剂型，特别是不适合用于静脉注射。这是因为中药的成分非常复杂而且不明确，做成注射剂是直接进入到血液中的，就很容易发生不良反应，常见的是中药中的某些成分刺激身体的免疫系统，出现过敏反应，乃至严重的过敏性休克而死亡。

　　虽然有严重副作用的药物在必要时是可以使用的，但是目前并没有哪一种病非要用中药注射剂进行治疗不可，临床上使用中药注射剂的病例都是或者有更安全可靠的药物可以替代，或者是不需要使用药物可自愈的。因此使用中药注射剂完全没有必要。（方舟子系旅美学者、《新语丝》网站创立者）

　　袁钟：“应该先否掉过低的中药注射剂标准”

　　中药注射剂已经不是中药，而是属于植物药物的一种剂型，是植物药物的提纯物。因此中药注射剂应该摆脱中医的理论，被作为植物药物对待，不应该（在化学药物之外）有另一套标准，应该按照国家植物药物的标准来执行。

　　植物药物本身没有中外的区别。因为中药注射剂为中国特有，所以在标准上应该更严格，这样才有利于中药注射剂的发展。严于律己，才能更有市场。越要求高，越能将中国的变为世界的。最后，临床试验应该根据国家规定来做，没做过动物实验不能进入人体试验。

　　现在的问题是，无论国家标准是否过低，达到了国家的标准就合法。逻辑上，应该先攻倒过低的药物标准。（袁钟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助理、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

其实清末那几个“先闲”也没弄明白西医。像鲁迅，学西医学半道就中途辍学了。以为西医解剖了人体就知道了一切。
正经学过西医的人都知道，西医很多疾病都没弄清楚，更没整明白。
很多疾病，西医用药也是在蒙。而且更多地依赖蒙。

所以西医们还是应该把精力放到研究西医上，搞政治的还是把心思放到政治上。骂人的，也嘴里积点阴德，别到后来还要帮着别人淘换乌鸡白凤丸！
我们搞中医的，也有点志气，搞自己的临床，该怎么诊断怎么诊断，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别什么事都跟着人家屁股后面走！

中医——昨天·今天·明天
作者：老愚人
中医批判的三个阶段

　　一。怀 疑 阶 段
   中医的历史据说有两千多年，在多年地实施中，缺乏准确的效验，不能不使一些智明的人产生疑惑。在宋代已有人怀疑那些不靠谱的意象，下面有这样一个例子：在[志林]中有“记与欧阳公语”这样一个故事，欧阳修说：有人乘船遇风，惊而得病，医者取柁把为汗所渍处，刮末，杂以丹砂，茯神等，饮之而愈。又说，别药性论云：止汗用麻黄根节，及旧的竹扇为末，服之。医者以意用药多半是这样；像是儿戏，有时好像也见效。苏东坡调侃的说：以笔墨烧成灰，喝了，可以治又笨又懒的学生吗？要是这样，那喝了伯夷的洗脸水，可以治贪污；吃比干剩的饭菜，可以治奸佞；胆小害怕的人，可以去舔樊哙的盾牌；闻了西子的耳环，可以治狐臭。欧阳公就大笑了。

　　这种对中医的怀疑，虽是语言调侃，但是说明了部分的问题，轻蔑之意跃然纸上。过去，像这样的故事，在别的笔记文中可能还有，只是多在历史中湮灭，存有的，我们也不易读到。

　　到了清末，俞樾就对中医产生怀疑，并且痛加批判了。
    俞樾(1821－1906)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是清末著名的国学大师，著有[春在堂全书]。他在“废医论”中，对“本义篇” “原医篇” 的历史考证，他认为[灵枢][素问]与那些邪/魔/鬼/道之法同类，最多也只能与占卜相等，并不是真正的医学。现在的中医们当然不肯承认的。可是，他们在学院里念的几篇[医古文]，
没有深研古籍的能力，与俞樾这样国学大师相比较，那是相去甚远了。

　　至于，“医巫篇”，所说的医巫同原，这是历史事实，并无贬低或污枉之意，原本事情就是这么发展来的，是中/西医都可以认同的。对俞樾“巫可废医亦可废” 的结论，是关乎到饭碗，中医是万不能承认的，这是问题争论至今的原因之一。

　　他在“证古篇”中，“其药之而愈者乃其不药而亦愈者，其不药不愈者则药之亦不愈，”已经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没有深厚的学力，是总结不出这样的语言的。老百姓的话是“吃了大半年的药，也没见好，不吃了，靠吧！”。俞樾的话很辩证，这也是人人所见的事实。 现代科学已证明，疾病有自限性，有些病可
以不药而自愈，有些病依据其自身的规律，在药物的帮助下是可以好转或痊愈。

　　俞樾又说“然医之良不良，余不知也，必历试而后知焉，身岂可试乎哉？”这句话就是医好不好，必需“历试”，他已经认识到一/两次的试用，少数人的有效，是不能作准的。必需有多次的重复试验，才能成为经验。在一百多年前说的话，可以是统计学的初步了，能说他的思想不先进吗？

　　“多数行医者，皆不知医，苟求一舆之值，一饭之资而已，而以治人之疾，名为行善，实则作孽。” 那些医生都是混饭吃的，这是当时的普遍现象，又是多么惨酷的事实！

　　在他老年多病，自己用药调理，并写了“不能坚执废医论，反自营求却疾方”的诗， 他又说“余固不信医也，然余不信医而信药” “医可废，药不可尽废”。

　　这些被认为俞樾的“废医论”走不通了，才回头说废医存药，再回一步就医/药并存了。当时，或然已有西医传入，人数很少，局处一隅，不能遍及各地，并且那时的西医，也确实还不行。俞樾给自己治病，也是在探索。因为药还是实有的物质，与五行/六气大有区别。 “废医存药”是直至现在还存在的话题。

　　二。批   判

　　在上世纪上半叶，批判中医最为有名的，要算余云岫了。

　　余云岫，名岩（1879--1954）1916年日本大阪医科大学毕业回国，在上海从事临床工作。他的旧学基础很好，他读中医的经籍，想做一些中/西贯通的工作，读了之后，发现那些东西都虚玄无用。因此，他转而批评中医，以明事理。他写[灵素商兑]，是要从理论根本上着手，是“堕其首都，弃其本源”的行动。他对
其他中医经典也了然在胸，所以，与中医界的辩论更为有理有力。他说：“不是夸口，我若挂起中医的牌子来，恐怕可以做成上海不可多得有名中医，说不来要做上海第一等的中医。”

　　俞樾也提出一些限制改造中医的建议。

　　1955年卫生部副部长贺诚、王斌，因对中医问题，受到批判。同时，也批判了余云岫，是错误的批判，好像在八十年代平反高潮中，并没平反。

　　傅斯年（1896—1950）教授，历史学家，他说： “只有中医、西医之争，真把中国人的劣根性暴露得无所不至！以开了四十年学校的结果，中医还成问题！受了新式教育的人，还在那里听中医的五行、六气等等胡说！” “办了四十年学校不能脱离这个中世纪的阶段，岂不使人觉得教育的前途仍是枉然！”“ 我
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梁漱溟（1893—1988）他生于科举时代之末，没参加科举，没有大学学历，更没出洋，但家学渊源，他是自学成才，是最后的一个儒家。他外表看起来很像个老中医，他却是相信科学，是批评中医的人。那些半懂不懂的人，可以拿自己比比梁漱溟。

　　他在《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中说“中国说有医学，其实还是手艺。十个医生有十种不同的药方，并且可以十分悬殊。因为所治的病同能治的药，都是没有客观的凭准的。”

　　“我们再去看中国人无论讲什么总喜欢拿阴阳消长五行生克去说。医家对于病理药性的说明，尤其是这样。这种说法又是玄学的味道。” 是“用心用差了路，即是方法不对。”“若与西方比看，实在不只是论理的缺乏，竟是‘非论理的精神’太发达了。”

　　孙中山（1866—1925）：“一只没有装罗盘的船也可能到达目的地，而一只装了罗盘的船有时反而不能到达。我宁愿利用科学仪器来航行。”

　　严 复（1854—1921）他认为中医药缺乏实际观察和逻辑推理，将中医药归为风水、星相算命一类的方术。他说： “中国九流之学，如勘舆，如医药，如星卜，。。。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无他，其例之立根于臆造，而非实测之会通故也”　　

　　丁文江（1887---1936）地质学家，傅斯年称“他是欧化中国过程中产生的最高的精华”。但他也是从旧学中走出来的。他说“吃肉走路骂中医”，说的多么潇洒，对中医又是多么的鄙视。

　　陈独秀（1879—1942）：“中医不知科学，既不解人身之构造，复不事药性之分析，菌毒传染，更无闻焉；惟知附会五行生克寒热阴阳之说，袭古方以投药饵，其术殆与矢人同科；其想象之最神奇者，莫如‘气’之说；其说且通于力士羽流之术；试遍索宇宙间，诚不知此‘气’之果为何物也！”(矢人，造箭的人，唯恐造的箭不能伤人)

　　梁启超（1873—1929）： “我们不能因为现代人科学智识还幼稚，便根本怀疑到科学这样东西。即如我这点小小的病，虽然诊查的结果，不如医生所预期，也许不过偶然例外。至于诊病应该用这种严密的检查，不能像中国旧医那些阴阳五行的瞎猜，这是毫无比较的余地的。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
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这是我发表这篇短文章的微意。”　　

　　鲁  迅（1881.～1936.）：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中医，虽然有人说是玄妙无穷，内科尤为独步，我可总是不相信。”　　

　　郭沫若（1892—1978）：“我对于旧医术的一切阴阳五行，类似巫神梦呓的理论，却是极端憎恨，极端反对的。我敢说我一直到死决不会麻烦中国郎中的。”。

　　以上十人，是出生在1850---1900年之间的五十年，他们是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都有着很深厚的旧学根基，以后才转向新学，是他们那一代的代表人物。除丁文江外，他们的学术成就，也是多在旧学。他们对中医的反思，有理论和事实两方面的优势。尽管每个人都有其自身的局限性，有缺点，有错误，这是可以批评的。可是有些人，因为他们有批评中医的言论，常被列为反对中医名人者，并骂为白痴/脑残，轻则说他们不懂。我不知这些骂人的超智慧者，应当把你们的智慧用在什么地方，你们的见地和学识，能及其中任何一人的几分之几？

　　我所以罗列这些人，是还想说明这样一个问题，要明白点东西，不要说做学问了，先得要认字，中国的东西，要认中国文字，外国的东西，大部分要用英文，这是最普通的常识。

　　学中医自然要读那些[灵枢。素问][伤寒论][神农本草][本草纲目]，在科举时代，好的中医称儒医，为什么称儒医呢？是要先上几年学才能当医生，叫做先儒后医，科举是仕途的进身之阶，但是，不是人人都能进入仕途的，在秀才阶段多数就被淘汰了，淘汰的原因有两种，一是家庭经济力量不够，一是学习的能力不够。秀才的出路有两个，一是设馆教书，一是当医生。秀才当医生是很自然的事，并不要怎么学，这算是好一等的医生了。北京的四大名医中，只有肖龙友（1870—1960）是1897年丁酉科拔贡，符合上述条件。读起那些古老的医书来比较容易，可能多读一些。至于医学本身的功能，那是另一回事。1897年考中清朝丁酉科拔贡。

　　现在的中医药大学，有一门课是“医古文”，有似西医的学英语。像“医古文”这样的文字，上述的人中大多在十岁左右，已经读过了，他们可以较容易的读通医学经典，而现在的中医学院毕业生却要翻着字典看。他们做学问旁涉所及的，也比那些骂人者，读的中医医籍要多。

　　再是，与他们生活的时代有关，他们都是大家庭，人口多，经常有人生病，自然是经常请医生，他们家也都富有，即便破落，也是船破有底，有值钱的东西可以典当，所以大部分请的是名医，可是，常年吃药，甚至连年吃药，并不见好，有的就死了，往往死的还是青壮年，事实教育了他们，所以使他们醒悟。这也是现代八十岁以下的人，无法体验的事。

　　有位教授，刘文典（1889--1958），1916年在北京大学任教，1927年任安徽大学校长。1943年，被聘到云南大学 任 教授至1958年逝世。他说：“你们攻击中国的庸医，实在大错特错。在现今的中国，中医是万不可无的。你看有多多少少的遗老遗少和别种的非人生在中国，此辈一日不死，是中国一日之祸害。 但
是谋杀是违反人道的，而且谋不胜谋。幸喜他们都是相信国粹的，所以他们的一线死机，全在这班大夫们手里。你们怎好去攻击他们呢”

　　刘教授的办法虽好，现在用处不大，那些人只吹不信，只让那少数信的人去受害。

　　三。现在进行的批判中

　　1，三位名人

　　方舟子 留学美国，攻生物学，生物化学，科普作家。医学是统属于生物学的。

　　何祚庥 理论物理学家，院士。

　　张功耀 早年做过中医，后学哲学，中南大学哲学系教授。

　　已被列为反中医的十大名人之中，很有名不需介绍了。

　　2，被忽略的三位批判中医者

　　以下三位，都是学医学专业，都从不同的角度，批评了中医，但未引起中医捍卫者的关注，也可能因为名气不够，未被列入“反中医的十大名人”。

　　周惠民，是青岛医学（原山东大学）1952年毕业，留院任教，后为病理科教授。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翻译了刘易斯·托马斯的[最年轻的科学]，并写了一个“读译后的感想”如果看不到[最年轻的科学]一书，看一看这个读译后感，应当是概括的说明了他自己的意思，也说明了原著者的意思。这个读后感在网上(医学八号楼)可以看到。安徽医学院祖述宪教授，为这个书的青岛版写了前言。

　　艾钢阳（周叔华）已于1992年（？）早逝，他1965年在协和医学院毕业，前后从事临床工作大约有十年，当中做领导工作。在[临床医学概论]（卫生干部进修丛书），他说“同样，医学上‘复归’也决不等于‘复古’。医学所面临的辩证综合的任务，绝不是把[内经]，[伤寒杂病]，[本草纲目]等典籍统统搬出来就
可以解决的。因为朴素的辩证思维与科学辩证法之间有着本质的不同，。。。”他又在“对‘创造中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的商榷”（医学与哲学X期）一文中说“我们不可能发现中国人特有或只有掌握中医知识的人才能认识的规律，创造出中国特有的医学来。”并说“现代医学已在向辨证总合发展”他所著[医学论]
中，用较大篇幅对中西医做了历史的比较。有位医生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反对中医的”，有人认为他态度漠糊，其实，他的态度已很明确。

　　祖述宪，是安徽医学院 卫生学 教授，他为周惠民教授翻译的[最年轻的科学]写过前言，他写的“动物入药的起源与医疗价值批判”“胡适对中医究竟持什么态度” “ 丁文江之死与他不信中医”“为什么无效的治疗会被认为有效？” “重新认识医学家余岩（云岫）” 都是批评中医的，这些文章，可以在他的博
客上阅读。

　　三代政府的三种态度

　　清政府的态度，（----1911）看到西方的船坚炮利，根本上是科学的发达，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当然医学也不例外。当时有革新与守旧的矛盾，时有左/右，但究竟方向是向前的。在戊戍（1898）之前，曾国藩（1811—1872）： “凡目所见者，皆庸医也。余深恐其害人，故近三年来，决计不服医生所开之方
药，亦不令尔服乡医所开之方药。”曾国藩这样对家人的嘱咐，可见其对中医的体会了，这里要说明一下，像这样的一品大员，凡目所见，是可以包括御医的，都是庸医了，那就普天之下，没有好医生。他的话正可以和俞樾的话相对照。

　　民国政府，(1912----1945)1912年（政府在北京）教育会议，将要公布的命令中，医学教育中没有中医，中医界组成“医药救亡请愿团”请愿，教育部答复是；“前次部定医学课程专取西医，良以岐行不至，疑事无功，先其所急，致难兼采。非有废弃中医之意也。”1916年中医界成立学校要求备案，教育部也只是“暂予留部备查可也”。在中医方面有妥协的条件下，教育部“。。。具融会贯通中西之愿，殊足嘉许”，因此，有了私办中医学校的设立 。1929年（政府已在南京），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后，对设立中医学校；对中医在报刊的宣传；对中医资格的审查，都作了较严格的规定。即遭到中医的抵制，由于存在一些现实原因，最后采取了妥协。不过，执政者他们心里尚属明白。如1933年讨论[中医条例]时，行政院长汪精卫说：“中医阴阳五行，不懂解剖，在科学上实无根据，国药全无分析，治病效能渺茫”“以现在提倡国医，等于用刀剑阻挡坦克车”。终国民党之纪，始终没有国立的中医学院，中医不能进公立医院 。

　　前面所列十人，孙中山/鲁迅/郭沫若是学医的，都没有从事医业，也没有从医学上批评中医。他们都是从社会层面，谈人的文化和思想认识。他们主要认为，中医不仅不能治病，而更重要的是阻碍民智的开发，使人民长久的沉浸在愚昧之中，他们作为先觉者，不能不发出这样的呼声。如傅斯年说： “对于关系国民生命的大问题还在那里妄逞意气，不分是非，何况其他。对于极容易分辨的科学常识还在馄饨的状态中，何况较繁复的事。”他认为治病是切身所在，容易分辨，连这一点也弄不清楚，更复杂的事，那就更难了。 “自命为提倡近代化的人，还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会的力量作中医的护法者！这岂不是明显表示中国人的脑筋仿佛根本有问题？”这里不仅说了民智，也批评了官智，那时，用政治力量为中医护法只是个别，好像那时官智还是清醒的。以后的情况才更加耐人寻味。

　　人民政府爱人民，(1949----)已是引进西方科学的五/六十多年之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者，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最先进的代表。建国之后要“革故鼎新”，以后更要“涤荡旧世界的一切污泥浊水”， 被相信为“鄙视过去，迷信未来”。竟提出“祖国医学是个伟大的宝库，应努力发掘”“中西医结合，创造我国统一的新医学新药学”。以后竟至于“一拫针一把草” 为农民治病。其自身不能不说是一种矛盾。彻底得唯物主义者，变成了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实在是糊涂还是另有别的想法？为什么不提祖国还有个化学宝库，还有个物理宝库？只能是利用中医“以愚群氓”，是最好的办法。

　　中医现状与未来

　　1913年的9月11日，汪大燮做了国民政府的教育总长，次年决定废止中医，不用中药。医学是科学，是可以经过实践检验的；并且它是立于科学之林，与各门科学，是互为依存，互为发展，互相渗透的，是深深的植根于科学之中。世界上没有可以独立存在的科学，互不相干的，自行其是的科学。科学的医学只有一个，那就是现代医学（西医）；中医自称，是与西医不同的两种科学体系，是独立的。这对中/西医对立而言是可以的，他处在科学群体中，他就是异物，因为他与任何一门学科都没有共同点，被排斥也是科学的规律。中医只能立于“医/卜/星/相”之林，气功也是这个林中之气。

　　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最年轻的科学]一书，传达了这样一种看法：医学的过去是不行的，现在好了一些，但有待将来的检验，将来发展的会更好。这是科学的根本规律，任何科学都不能脱离这一规律。而中国的中医却是相反，认为：“祖国医学是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是过去最好，现在不如过去，将来可能会好，但“将来可能会好”是一句空话，因为他研究的不是万物之灵长的人，是人体之外的一片“忽悠”。

　　傅斯年说“到今天还在那里争着中医、西医，岂不使全世界人觉得中国人另是人类之一种！”反之，同是万物之灵长的人类，就不可能出现两种有效的医学。他治疗的对象同是人，其基质都是由：细胞--组织--器官---人的整体。现在并在进行细胞内超微结构的研究。如果你是另一类医学，你必需有把这一切推翻论据；如仍以此为基质，研究出来的任何诊断治疗方法，那仍然是现代医学体系（西医）。

　　治病当然要顾及整体，要辨症综合。可是，也没有只治人不治病的医学。

　　所谓世代行医，或祖传秘方，大部分是拿来骗人的，有两代行医的就不多。中医的来源，不少是出于药店抓药的，其他，则各种来源，实在很多样化。在发扬中医的几十年里，曾几次发动献方，包括那次伟大的气管炎献方，也没见到过什么有效的秘方，在汇编时只好以民间验方/偏方等命名。“偏方治大病”是愚昧的话，如能治大病，就应该成为正方了。

　　老中医，这一概念是很不确定的，在上五十年代中医被请进医院时，就己经没有从儒业一途出来的中医了。他们中能读过“伤寒论”的，不过十分之一，其余的不过读了些“医学三字经”“汤头歌”“药性赋”之类的书就不错了。在进医院之前，很多人并没长期从医的经历，如X医院的中医，有布店的老板，有粮店的经理，有使船的梢公舵手，药店学徒，不一而足，病人只看年纪，怎么会知道其中秘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了中医学院的毕业生，八十年代后，中医学院多了，毕业生也多了起来，以致现在找不到工作。

　　以上是说中医队伍的组成情况，与中医学本身是否科学是无关的，只是在一般事理上说。至于有人认为没有找到名医，只是遇到了庸医。有人想信确有名医，甚至神医。这种印象是从扁鹊/华佗那些故事得来的。前述的俞樾/曾国藩，以及鲁迅的父亲，他们找的都是名医，其实也是庸医,。

　　曾经有这样的口号 “关键是西医学习中医”。中医学院的前身或早期，很重要的任务是改造西医的，在改造过的西医帮助下，出现了中医的小夹板，针刺麻醉，针刺治聋哑，针拨白内障，中药排胆石等。这些方法，经实践的考验和时间的推移，看来都不成功，是在政治的催生下，昙花一现。

　　中医的消亡是一件很自然的事，究竟需要多长时间，这不好预计，当然，快一些好，少害一些人，医/卜/星/相，医为首，去了领头的，其余自然可以消弭
一些，各种气功也将失去产生的土壤。当然，主要还取决现代医学（西医）的进
步，和医学从业人员素质的提高，现代医学进步越快，中医消亡就越快。要加快
这中医消亡速度，还要开发民智。对执行愚民政策来说，开发民智是很相矛盾的。

中医后继乏人，中医被中药搞死了！

中医后继乏人，中医被中药搞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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