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化的药物，理论上分子量小于多少会有效果

雾化的药物，理论上分子量小于多少会有效果？
怎么看到2013年的铜绿假单胞菌治疗共识里写到多粘菌素、氨曲南、妥布霉素雾化吸入治疗肺囊性纤维化、支气管扩张等结构性肺病感染时的治疗

楼主能把这个共识的资料上传上来看看吗？谢谢

铜绿假单胞菌下呼吸道感染诊治专家共识

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感染学组

    铜绿假单胞菌假单胞菌（Pseudomonas aeruginosa，P. aeruginosa，PA ）是一种革兰阴性杆菌，也是临床最常见的非发酵菌，在自然界广泛分布，可作为正常菌群在人体皮肤表面分离到，还可污染医疗器械甚至消毒液，从而导致医源性感染，是医院获得性感染重要的条件致病菌，具有易定植、易变异和多耐药的特点。下呼吸道是院内感染最常见的发生部 ，主要包括支气管扩张、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 ）合并感染和肺炎，由多重耐药PA                      （multidrug resistant P aeruginosa，MDR-PA ）引起的下呼吸道感染病死率高，治疗困难，因此规范PA肺部感染的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
    一、微生物学特点
    假单胞菌属为需氧、有鞭毛、无芽孢、无荚膜的革兰阴性杆菌，和不动杆菌属、黄杆菌属、嗜麦芽窄食单胞菌、洋葱伯克霍尔德菌等共同构成非发酵糖（Nonfermenters）革兰阴性杆菌，是常见的条件致病菌，特别是医院感染的主要病原之一。PA是假单胞菌的代表菌株，占所有假单胞菌感染的70% 以上。
    PA呈球杆状或长丝状，宽约0.5-1.0μm，长约1.5-3.0μm 。一端有单鞭毛，无芽孢，成双或短链排列。PA能产生多种色素，如绿脓素和荧光素等，专性需氧，部分菌株能在兼性厌氧条件下生长。
     二、流行病学
      （一）流行状况
    近年来，PA感染的流行病学特点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院内感染尤其是肺部感染的发病率不断增加。国内已有多项大型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我国PA感染的严重性，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中国CHINET细菌耐药性监测”资料显示2005年8家成人综合性教学医院PA的分离率占革兰阴性菌的11.6%，居第2（大肠埃菌居第1）。从2006年起参加监测的医院不断增加，2009年达到14家医院，资料显示从2006至20 11年，PA的分离率分别占革兰阴性菌的14.1%、16.9%、16.4% 、15.8%、14.8%和14.2% ，居第2~4位。2009年有13家教学医院参与的中国医院内感染抗生素耐药监测计划 （Chinese Anti-microbial Resistance Surveillance of Nosocomial infections，CARES）中PA在所有分离细菌中也是居第4位，分离率为10.8%。这一点在呼吸系统感染更为突出，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中心 （CDC）的全国医院感染研究数据显示，PA肺炎的发生率在逐年升高，从1975年到2003年医院获得性肺炎 （Hospital-acquired pneumonia，HAP ）中PA 比例从9.6%上升至18.1%，几乎翻了一倍[1]。在一项大规模ICU感染病原学的流调中PA是最常见的革兰阴性需氧菌，占23%（8 244/35 790 ），也是最常见的从呼吸道分离出的细菌（31.6%）[2] 。美国一项关于呼吸机相关肺炎（Ventilator-associated pneumonia，VAP ）的回顾性研究显示PA分离率达9.3%，尤其是上机4天以后。即便得到有效地治疗，PA导致的感染总病死率达42.1%~87.0%，直接病死率为32%~42.8%[3] 。2005年胡必等[10] 报告562例HAP 中PA的分离率为18.6%，列第一位；我国近期进行的13家大型教学医院HAP 临床调查结果显示，PA的分离率为20.9%，居第2位[A] 。二是PA的耐药率居高不下。全球细菌耐药监测数据 （SENTRY ）显示PA在HAP致病原中居前几，同时伴随着对常用抗菌药物耐药率的逐年提高[4]。中国CHINET 2005年~2011年连续监测资料显示，PA对常用抗生素的耐药率保持在较高 置，但略有下降趋势。如亚胺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31.0%、42.8%、35.8%、30.5%、30.5%、30.8%和29.1%，对美罗培南的耐药率分别为32.0%、34.1%、28.5%、24.5%、25.2% 、25.8%和25.0%，但其中全（泛）耐药（PDR）菌株数量显著增多，达到1.8%[5] 。这一点同样在呼吸系统感染更为突出，我国HAP 临床调查结果显示，PA对亚胺培南和美罗培南的耐药率高达70.7%和48.8%[4] ，远高于CHINET监测分离菌中PA对碳青酶烯类的耐药率。PA对于其他具有抗假单胞菌活性的药物敏感性也不容乐观，2011年CHINET资料显示PA对阿米卡星、头孢哌酮-舒巴坦、头孢他啶、环丙沙星和哌拉西林-他唑巴坦的耐药率分别为14.3%、19.8%、19.5%、20.8%和21.7%[5]。
PA导致的社区获得性肺炎 （Community-acquired pneumonia，CAP ）非常少见，在美国CAP 中PA的分离率仅有0.9%~1.9%，中国的流行病学调查资料结果类似，只有1.0%[5] 。一项包括127个研究、涉及33 148例患者的meta分析结果提示，由PA引起的CAP患者只有18例，但是总病死率高达61.1%（11/18）。说明需要入住ICU的重症CAP 中PA也是不可忽视的致病原[6]。
（二）耐药机制
1.定义：一般认为MDR是指细菌对于常见抗生素（包括头孢菌素类、碳青霉烯类、β- 内酰胺酶抑制剂复方制剂、氟喹诺酮类和氨基糖苷类）中三类及三类以上的药物耐药，严重耐药（XDR ）是指细菌仅对1-2种抗生素敏感（通常指粘菌素和替加环素），而PDR 则是指对目前所有的抗菌药物都耐药的菌株。
2. PA是临床最常见的MDR 和PDR 致病菌之一，其耐药机制涉及多个方面[7]。
（1）产生灭活酶：PA 可产生β-内酰胺酶、氨基糖苷类修饰酶、氯霉素乙酰转移酶等，其中β-内酰胺酶、氨基糖苷类修饰酶具有重要临床价值。
①产生β-内酰胺酶：这是PA对β-内酰胺类抗菌药物耐药的主要机制，水解酶的种类繁多，主要包括AmpC 酶、超广谱β-内酰胺酶（ESBLs ）及金属酶（MBL）和其他酶，如KPC 酶。
②产生氨基糖苷类钝化酶：该酶能将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的游离氨基乙酰化，将游离羟基磷酸化、核苷化，从而使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发生钝化而耐药。
（2）膜通透性下降：
①主动外排系统过度表达：PA 细胞膜上的许多蛋白具有将抗菌药物主动外排到细胞外的作用，并与细胞外膜的低通透性对耐药起协同作用，在致PA多重耐药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PA 细胞膜上常见的七种外排系统包括MexAB-oprM、MexXY-oprM、MexCD-oprJ、MexEF-oprN、MexJk-OprM、MexGHI-OpmD、MexVW-OprM等。外排系统能有效地清除除多粘菌素外所有的抗生素，从而导致多耐药。目前研究表明，MexAB-OprM是惟一的确定存在于野生型PA 中的外排蛋白，具有最广的底物特异性，包括β-内酰胺类、β-内酰胺酶抑制剂复合制剂、氟喹诺酮类、大环内酯类、四环素类、氯霉素类、新生霉素类、磺胺类及甲氧苄氨嘧啶，可导致野生型PA 对上述药物耐药。如果该泵表达增多，使得药物排出增多，菌体内药物难以达到有效浓度，细菌就会产生耐药。
②膜孔蛋白丢失或表达下降：中国碳青霉烯耐药PA 的主要耐药机制是外膜孔蛋白OprD2 缺失及表达量下降，导致药物难以进入细菌细胞内。
（3）靶位改变：
①拓扑异构酶突变：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物的作用靶 是细菌DNA 拓扑异构酶II 和拓扑异构酶Ⅳ。PA 对喹诺酮类药物耐药主要是由于编码两类拓扑异构酶的基因突变，导致酶结构改变，使药物不能与酶－DNA 复合物稳定结合而失去抗菌效力。
②16s 核糖体RNA  甲基酶是氨基糖苷类抗菌药物耐药的原因之一。
（4）生物被膜（biofilm）形成：生物被膜是指细菌附着于物体表面后，繁殖并分泌一些多糖基质、纤维蛋白等复合物，将细菌黏连包裹其中而形成的膜样物。细菌能够通过生物被膜的形式生存，是细菌耐药一个重要机制，即保护细菌逃避机体免疫和抗菌药物的杀伤作用。利用群感效应 （quorum sensing, QS ）的细胞沟通机制在革兰阴性杆菌，特别是PA 的生物被膜形成中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已经知道PA 的QS 效应机制主要通过2 个信号系统（LasI-LasR，RhII-RhIR）构成的级联反应来实现调控。大环内酯类抗生素自身没有对抗PA 的作用，但能抑制生物被膜的形成，同时具有调节免疫，增强吞噬细胞的吞噬作用。红霉素、克拉霉素、阿奇霉素和罗红霉素能有效抑制生物被膜的形成，其中以阿奇霉素抑制作用最强。16 元环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如麦迪霉素、交沙霉素、乙酰螺旋霉素等对生物被膜无效。
    近些年对于整合子的研究日趋增多，整合子检出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由2006年的37.5%上升至2008 年52.38% 。整合子是存在于细菌质粒、染色体或转座子上的一种基因捕获和表达的遗传单 ，可以通过接合、转化、转导和转座等方法在细菌间转移，成为细菌多重耐药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况在革兰阴性菌尤其是PA 中更为显著。
值得注意的是，20 11 年CHINET 细菌耐药性检测结果显示PA 对碳青霉烯类的耐药率已经高于青霉素类和头孢菌素类抗生素，其机制尚需要进一步探讨，但应引起临床的高度重视。
三、诊断
由于PA 在呼吸道的定植极为常见，目前临床上对PA 肺部感染的最大困惑是诊断问题，即痰或者经气管吸引标本 （TTA ）分离到的PA 应该如何区别是定植菌还是感染菌？区别定植与感染对于抗生素的合理使用非常重要，否则极易导致治疗不足或治疗过度，但这恰恰是呼吸道感染临床迄今仍难以解决的难题。
（一）PA 感染的危险因素
PA 肺部感染多有危险因素，如长期入住ICU 病房，机械通气，气管切开，留置中心静脉导管，长期使用三代头孢菌素或者碳青霉烯类抗生素，与已感染非发酵菌的病人处于同一病房，工作人员疏于环境和手部清洁等，这些危险因素如发生在免疫功能低下患者如中性粒细胞缺乏、糖皮质激素治疗和实体肿瘤化疗后则导致耐药机会更多[5]。综合目前罹患PA 的危险因素包括：①皮肤粘膜屏障发生破坏，如气管插管、机械通气、严重烧伤、留置 管；②免疫功能低下，如中性粒细胞缺乏、实体肿瘤化疗、糖皮质激素治疗、AIDS ；③菌群失调；④慢性结构性肺病，如肺囊性纤维化、支气管扩张、COPD ；⑤长期住院，尤其是长期住ICU ；⑥曾经长期使用三代头孢菌素或者含酶抑制剂青霉素。
（二）PA 感染的临床表现
PA 为机会致病菌，在患者体内或者医院环境中寄殖，感染常继发于免疫功能低下的患者，尤其是在原有肺部慢性疾病，如COPD 、支气管扩张、囊性纤维化的患者，常伴慢性咳嗽、咳痰，有黄绿色脓痰，慢性、反复感染者可表现为进行性肺功能减退。在HAP ，尤其是VAP  中PA 为最常见的致病菌之一，这与气管插管或者切开建立人工气道后PA 能够直接侵入下呼吸道，引起吸入性的感染有关。PA 菌血症多继发于大面积烧伤、静脉导管、心瓣膜置换术及各种严重慢性疾病等的过程中，病死率高，可有高热，常伴休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 ）或弥散性血管内凝血（DIC ）等。在严重全身感染时炎症标志物，如内毒素和降钙素原 （PCT ）可以出现升高。
（三）如何区别定植与感染
PA-HAP 很少有血培养阳性，所以难以通过血培养确定病原学诊断，而单行痰革兰染色没有诊断价值。从气管插管后气道内分泌物中能够在很长时间内持续培养出PA，但可以没有症状或者体征。即使是脓痰或者气管内分泌物PA 培养阳性亦不能诊断VAP 。文献报道，4%~15% 的COPD 患者痰中能够分离到PA[8]。
广谱抗生素的使用能增加ICU 患者气道中PA 的定植。这是由于PA 能增加粘液的分泌，破坏纤毛的活力，引起上皮结构受损，影响肺的清除能力。但与血培养中分离的PA 相比，气道寄植的PA 虽然毒力较弱，但耐药性更强、更易产生生物被膜[9] 。即使经过有效地抗生素治疗，PA 仍可从VAP 发生后8 天的肺内分离到。因此，呼吸道分泌物，包括痰、咽拭子、气管吸引标本 （TTA ）、保护性毛刷标本 （PBS ）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 ）等PA 培养阳性，必须认真评估其临床意义。应严格掌握痰标本的正确留取方法，并通过镜检确认是否真正为来自下呼吸道的标本，据此进行培养才有价值。TTA、PBS 和BALF 标本要比痰标本更可靠更有价值，应尽可能采用。
痰培养应尽量采用定量培养，至少应做半定量培养，而目前国内许多医院采用的定性培养价值非常有限。当呼吸道标本PA 培养阳性时，应结合临床情况进行仔细分析。首先是患者是否存在肺部感染的临床与实验室表现，是否有PA 感染的危险因素，如果患者一般情况良好，又没有危险因素，PA 培养阳性多考虑污染或定植，没有临床意义，可以观察，暂不做抗感染处理，更多地采取感染控制措施。但如果患者有肺部感染的临床表现，又存在高危因素，应高度警惕感染的可能，再充分参考其他临床指标如痰涂片镜检和定量、半定量培养结果，CRP和PCT 等综合判断。
患者在出现肺部感染时第一次呼吸道标本PA 培养阳性的临床意义较大，应结合临床危险因素进行分析是否为感染责任菌；而在初始治疗采用不 对非发酵菌的抗菌药物治疗过程中，治疗有效又反复培养出PA，则应考虑为抗生素筛选的结果。临床 一困难之处是在那些具有PA 感染危险因素的患者，呼吸道分泌物PA 与其他病原体同时培养阳性时责任菌的判断，需要谨慎确定。未经治疗患者如果与抗生素敏感菌如大肠埃希菌、肠杆菌属细菌等同时培养阳性，则PA 为定植菌的可能性大；如果与耐药菌如MRSA、鲍曼不动杆菌等同时培养阳性，前者又占优势，则需要分析各自定量和半定量培养结果，如果PA 为低浓度培养阳性则考虑为定植菌的可能性大。
就目前的认知水平，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解决PA 定植与感染的鉴别诊断问题。首先，临床采集呼吸道标本时，应对患者进行充分培训，必要时采用气管镜下防污染毛刷采样，尽量提高呼吸道分泌物标本的质量。临床微生物实验室要严格把握痰标本的质量，痰标本接种前应进行革兰染色镜检，判断痰标本是否合格，同时注意有无白细胞吞噬或伴行现象及细菌的染色和形态。呼吸道标本的半定量、定量细菌培养能够为临床提供有帮助的参考价值。如有研究根据细菌定量培养结果气管内吸引物 （PA≥105 cfu/mL ）、肺泡灌洗液（PA ≥10 cfu/mL ）、防污染保护性气管镜毛刷 （PA≥103 cfu/mL ）达到一定阈值可以考虑为感染。
总之，与其它非发酵菌相同，在痰标本中分离出PA 的临床意义即使想尽办法仍很难正确评价。本共识建议临床与微生物专家互通信息，共同协作解决这一问题，但责任归于临床而非微生物科。即使是合格痰分离到多量单一PA，临床首先要考虑患者是否存在肺部感染的临床表现，是否需要 对PA 治疗。如果与其它细菌同时分离到，又有肺部感染的临床表现，则需要区别何种是真正的致病原或混合感染。当 对单一PA 治疗后疗效满意时较易确定是PA 感染，但当疗效不满意时也难以完全否定，因为尚有剂量、疗程、联合用药与否、是否有混合感染 （特别是厌氧菌）等许多问题的干扰，或在治疗过程中产生急性耐药（以单药治疗最为常见）。因此，在呼吸道标本分离到PA 的患者是否需要抗生素治疗应当参考以下几点：①有与下呼吸道感染相符合的临床症状、体征和影像学上出现新的、或持续的、或加重的肺部渗出、浸润、实变；②宿主因素，如基础疾病、免疫状态、先期抗生素治疗、其他与发病相关的危险因素如机械通气时间等；③正在接受非抗PA 抗生素治疗的患者如果一度好转，复又加重，在时间上与PA 的出现相符合，并排除其他感染如鼻窦炎、尿路感染或导管相关感染等；④从标本采集方法、标本质量、细菌浓度 （定量或半定量培养）、涂片所见等，评价阳性培养结果的临床意义。如痰培养多次提示PA 优势生长则具有较大的临床意义[1]。
四、治疗
由于细菌耐药性的不断增加，临床上对PA 肺部感染的治疗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曾经应用于PA 感染治疗的药物包括抗假单胞菌青霉素和头孢菌素、曲南、氨基糖苷类、氟喹诺酮类、碳青霉烯类等，尤其是碳青霉烯类曾经是治疗PA 感染非常重要和有效的药物。但近年来在大型综合医院内由于PA 对其耐药性迅速增加，且同时对其他多数抗生素耐药，导致XDR 甚至PDR 菌株不断增多，使可应用的敏感药物非常有限，治疗非常困难。
（一）PA 下呼吸道感染的治疗原则
PA 肺部感染的治疗，应该遵循以下原则：①选择有抗PA 活性的抗生素，通常需要联合治疗；②根据PK/PD 理论选择正确的给药剂量和用药方式；③充分的疗程；④消除危险因素；⑤重视抗感染外的综合治疗。
（二）具有抗PA 活性的抗生素
1.抗假单胞菌青霉素类及酶抑制剂复合制剂：哌拉西林、美洛西林、阿洛西林、哌拉西林/他唑巴坦、替卡西林/克拉维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药物是哌拉西林/他唑巴坦。20 11年CHINET细菌耐药性检测结果显示哌拉西林/他唑巴坦对PA的敏感性78.1%，高于单药哌拉西林（70.6% ），而替卡西林/克拉维酸的敏感性只有61.3% 。即使在HAP 中的PA感染其敏感率仍可达% 【5】，显示了良好的抗PA活性，是治疗PA感染的基础用药之一。此类药物为半合成青霉素，属时间依赖性抗生素，对于肾功能正常患者每日哌拉西林剂量应达到达12~16g，分3~4次给药，常用方法为（4:1制剂），4.5g，q6~8h。
2.抗假单胞菌头孢菌素及其酶抑制剂合剂：20 11 年CHINET 细菌耐药性检测结果显示头孢他定、头孢哌酮、头孢吡肟、头孢哌酮/舒巴坦对PA 敏感性分别为74.1%、52.4% 、71.7%、62.4% 【5】。此类药物也属时间依赖性抗生素，每日剂量分3~4 次给药。对于肾功能正常的成年病人来说，常用剂量如下：头孢吡肟和头孢他啶的充分治疗剂量为2g ，q8h；头孢哌酮/舒巴坦（2:1 制剂）为3g，q8h。
3.抗假单胞菌碳青霉烯类：包括美罗培南，亚胺培南，帕尼培南、比阿培南。
20 11 年CHINET 细菌耐药性检测结果显示亚胺培南、美罗培南对PA 敏感性分别为67.8%和71.5%[5]。美罗培南的常用剂量为1g，q6~8h，最好能使用静脉泵给药，每次持续3h。亚胺培南的常用剂量为1g，q6~8h，使用静脉泵给药，每次持续2h 。其他如帕尼培南，常用剂量为；比阿培南，常用剂量为0.3g，q6h，或0.6g，q12h 。新的碳青霉烯类药物如多尼培南，据报道是目前抗PA 较强的碳青霉烯类药物 【】，目前我国尚无产品供应。需要注意的是，厄他培南对PA 无抗菌活性；国内目前还有法罗培南供应，但为口服制剂，很少用于PA 感染的治疗。
4.单环酰胺类：20 11 年CHINET 细菌耐药性检测结果显示 曲南对PA 敏感性只有51.7% 【5】，对青霉素及头孢菌素过敏者以及产金属酶G-菌感染者可慎用，一般应联合其它抗PA 药物。
5.抗假单胞菌喹诺酮类：此类药物中环丙沙星和左氧氟沙星都具有抗假单胞菌活性，但环丙沙星的抗菌活性更强，其最低抑菌浓度 （MIC ）为0.5mg/mL ，低于左氧氟沙星 （1.0 m g/mL ）；左氧氟沙星的抗菌活性与环丙沙星相仿，其口服吸收率高，肺组织浓度高，但左氧氟沙星通常不用于肺外感染。20 11年CHINET细菌耐药性检测结果显示环丙沙星和左氧氟沙星对PA敏感性分别为70.5%和67.9% 。此类药物为浓度依赖性抗生素，主张1天1次给药，如左氧氟沙星0.5~0.75g，静滴，qd ；欧洲建议重症感染可以用到0.5g，静滴，q12h[?] 。环丙沙星由于半衰期较短，依然采用分次给药，轻至中度感染，400mg ，静滴，q12h ；重症感染400mg ，静滴，q8h。
6.氨基糖苷类：常用的有阿米卡星、庆大霉素、妥布霉素；应用于临床的还有异帕米星、奈替米星，依替米星，其中以阿米卡星的活性最强。2011 年CHINET细菌耐药性检测结果显示阿米卡星和庆大霉素对PA 敏感性分别为80.2%和68.6%[5] 。此类药物通常不单独应用于肺部感染。根据PK/PD 理论，此类药物为浓度依赖性，主张将过去常用的一日二次给药方法改为二次剂量集中一天一次使用，但国内外的剂量之间有差别。通常推荐剂量阿米卡星为15mg/kg/d ，静滴，qd ；妥布霉素和庆大霉素为7mg/kg/d ，静滴，qd ；我国常用的还有异帕米星、奈替米星和依替米星。阿米卡星欧洲推荐的剂量为15~20mg/kg/d ，ATS 推荐的剂量为20mg/kg/d ，高于我国的推荐剂量，这值得引起我国临床医师的注意，一方面提示，我国在临床实践中可能存在治疗剂量不足的情况； 一方面，欧美推荐的剂量是否适合我国的具体国情，尚需要我们自己的高等级循证医学证据来支持。为减少不良反应发生，此类药物建议疗程通常不超过1 周。
7.多粘菌素：多粘菌素B 、多粘菌素E ，应用于PA，尤其是XDR-PA 和PDR-PA 菌株感染。20 11 年CHINET 细菌耐药性检测结果显示多粘菌素B 和多粘菌素E对PA 敏感性分别为55.9%和96.2%[5] 。此类药物肾毒性明显，剂量选择必须根据肌酐清除率调整。临床上主要应用的是多粘菌素E ，国 上推荐的常用剂量为每天2.5mg/kg～5mg/kg 或每天200 万U~400 万U（100 万U 相当于多粘菌素E甲磺酸盐80mg），分2～4 次静滴。该类药物存在明显异质性耐药，常需联合应用其他抗菌药物，可与抗假单胞菌碳青霉烯类/氨基糖苷类/喹诺酮类/其它抗假单胞菌β内酰胺类联合使用。在一项VAP 对照研究中静脉注射多黏菌素的临床有效率达75%，与对照组亚胺培南72%相似[13]。体外和动物实验中多黏菌素联合利福平或者亚胺培南治疗PA 感染，但是临床中如果多黏菌素联合亚胺培南应用 ＞13 天，可能分离出MDR-PA 并对目前所有抗生素耐药（包括多黏菌素）【】。 该类药物的肾毒性及神经系统不良反应发生率高，对于老年人、肾功能下降等患者特别需要注意肾功能的监测。国内该类药物的临床应用经验少。
（三）联合治疗
体外抗菌研究显示联合治疗存在不同程度的协同作用，如碳青霉烯类（亚胺培南）联合阿米卡星或异帕米星体外抗MDR-PA 4.0%呈现协同作用，46.0%呈现部分协同作用[7] 。临床研究也证实多药联合治疗可降低PA 肺部感染病死率。包含5 个临床研究的meta 分析显示，比较单药与多药联合治疗PA 感染的疗效，联合用药组病死率都要低于单药治疗组10%~20%左右[10]。β- 内酰胺类抗生素与氨基糖苷类或氟喹诺酮类抗菌药物体外联合后均可提高对PA 的敏感率，但基糖苷类的增效作用略强于氟喹诺酮类。所以，PA 肺炎治疗的国内外指南 （无论2007 年IDSA 还是2005 年ATS 指南）均推荐联合用药，包括：抗假单胞菌β- 内酰胺类＋氨基糖苷类；或抗假单胞菌β-内酰胺类＋抗假单胞菌喹诺酮类；或抗假单胞菌喹诺酮类＋氨基糖苷类；或者还有双β-内酰胺类治疗，如哌啦西林/他唑巴坦+氨曲南。而对碳青霉烯类耐药尤其是PDR-PA 肺部感染，推荐上述联合的基础上再加多粘菌素的治疗。
（四）PK/PD 理论的应用
应用抗假单胞菌的碳青霉烯类抗生素特别是美罗培南和多尼培南也需要缓慢持续静脉输注1~4 小时，目标就是保证给药间隔时的血药浓度仍然维持在MIC以上。多尼培南是在体外抗PA 活性最强的碳青霉烯类，在一项前瞻性随机试验中，对531 例VAP 患者的治疗，多尼培南的临床缓解率和PA 清除率在数字上高于亚胺培南，但无统计学意义[11]。
多黏菌素表现出浓度依赖性的抗菌活性，在体外实验中以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为最佳抗菌活性指标。但是多粘菌素几乎没有抗生素后效应，一旦血药浓度低于MIC 2~6 小时后，PA 会迅速生长。异质性耐药的结果导致耐药菌株取代原有的敏感菌株。因此，从药效学角度尽可能的抑制耐药菌，多粘菌素每6~8h 给药一次最为理想[12]。
（五）疗程
对于PA 感染的诊断不确定或者临床症状在3 天内稳定，推荐8 天疗程。如果PA 为MDR 或PDR ，或者重症HAP ，则推荐10~14 天疗程。
（六）局部抗生素的雾化治疗
用于雾化的抗生素主要是氨基糖苷类和多黏菌素类，主要用于有结构性肺病的PA 感染，如支气管扩张症、COPD 、囊性肺纤维化和肺移植后。抗生素雾化后局部肺内药物浓度高而血浆浓度低，但通常建议局部抗生素应在全身应用的基础上应用，及作为静脉治疗的补充，如多粘菌素和妥布霉素雾化作为静脉治疗的补充用于MDR-PA 难治性肺炎的治疗。 曲南也可用于局部雾化治疗[14]。此类药物国外正在积极开发，也有临床应用，但国内尚待获得批准。
五．MDR-PA 播散的控制措施[15]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仅仅是呼吸道分泌物PA 分离培养阳性而没有临床症状或者影像学依据，可以暂时不需要抗感染治疗。机械通气患者如果病情允许应该尽早拔除气管插管，必要时可以用无创呼吸机辅助呼吸。 一方面，临床容易忽视的是预防，要控制PA 肺炎最重要的措施是防止PA 在医疗机构中暴发流行。 例如防止湿化器、吸引器和家具、血压袖带的污染，注意医疗工作人员手部清洁，对易感染病人行床边隔离消毒，口腔清洁，医疗侵袭性操作时注意清洁等[1]。
同样重要的是抗生素管理，包括：①缩短抗生素疗程。②限制或防止细菌耐药性产生：制定抗生素治疗指南，采用抗生素轮换使用策略；在医院中对某些抗生素的使用加以限制；对轻、中度感染尽可能采用窄谱抗生素，严重感染患者经验治疗往往需用广谱抗生素；对MDR-PA 感染者采用联合治疗，尤其是粒细胞减低和血流感染患者。③主动监测和隔离医院内MDR-PA 感染的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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