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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来自母亲的右肾,已经在翁俊文体内运转了5年,而在3月31日之前,他正等待父亲再捐一颗肾给自己。
“都说妈妈给儿子的都是最好的,为什么这么快就不行了。”翁俊文的母亲郭慧芳伤心地说。5年前,她把右肾捐给患有肾衰竭的儿子。但今年年初,翁文俊到医院检查,发现这颗移植的肾脏已经坏死。
“本来以为可以维持十几年。”翁俊文说。然而今年1月,这个24岁的年轻人因身体不适到医院检查,发现肌酐超过700umol/L,这意味着体内那颗来自母亲的肾再度衰竭。
这一次,“家中的顶梁柱”——父亲翁文清站出来。起初,这遭到了亲友的一致反对:“你都已经56岁了,自己的命不要了吗?”
“我的命怎么可能不想要?可为了救儿子的命,管不了那么多。你给儿子捐肾后,平时除了不能干重活,现在不也好好的吗?”翁文清这样说服妻子。
目前,器官移植主要有尸体、亲属间活体捐献、遗体捐献三种来源。专家介绍,尸体和遗体移植超过2/3伦理委员会委员同意即可,而活体移植只要有一名委员否决就不能进行,“这也是对于活体移植的慎重考虑”。
“活体移植是以伤害另一个人的健康为代价的,伦理委员会必须讨论这种代价与可能得到的好处相不相称,值不值得这么做,这是一个基于医学判断的价值判断。”中国医学科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解释。
对于翁家人来说,移植手术还有另一个隐患。主治医生解释说,翁俊文所患的肾病可能属于免疫性遗传疾病,这意味着亲属间移植复发的可能性更高。
之后,伦理委员会召开的是闭门会议,母亲郭慧芳没能参加,而是被工作人员带到了楼下的一间办公室等候。身为主治医生的陈刚,也按照规定回避了这次会议。
事实上,早在伦理委员会审议前,陈刚就意识到,移植后复发的风险,让申请被拒可能性变得更大。 “第一次移植已经复发了,第二次复发的可能性非常高。”陈刚说,“亲情完全可以理解,但如果这次他父亲捐的肾几年后再次衰竭,对两个人都是伤害,对家庭的打击太大。”
当天的会议,并没有大家想象的激烈讨论。首先由委员会秘书介绍基本病情,保卫人员核实身份,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投票环节背靠背完成,整个过程大约半个小时。
“如果这个肾还是救不了那个孩子,我们都知道对于男同志来说失去一颗肾意味着什么。” 最终,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否决了这次手术,这既是对医学伦理的尊重,也是对亲情伦理的尊重
最终母亲郭慧芳接受了伦理委员会的决定。她当天就在医生的带领下登记申请外来肾源。郭慧芳说,登记只用了十几分钟的时间,但是她不知道,外来肾源到底要等多久。
相比之下,必须忍受透析之苦的翁俊文,得知消息以后反倒一直十分平静,甚至有一些轻松,“因为父亲不用受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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