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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2月3日,腊月二十三,小年,人们正沉浸在祭灶除尘盼新春的喜悦中,他却乘飞机前往伦敦。候机厅、机舱内,间或传来的“祝您生日快乐”的声声祝福警醒他,于癌症患者而言,每一天都如“生日”般弥足珍贵。16点抵达伦敦,入住机场附近旅馆。20点,与数位优秀肺癌学者研讨。次日,整整一天头脑风暴。4日深夜登机返穗。7日一早,在无影灯下直面肺癌。
国内著名肺癌专家廖美琳教授评价:“他的成功,是因为他的才气、霸气和义气。”他是广东省肺癌研究所所长吴一龙,饮茶闲暇,与记者分享30余年从医路上至今仍令他动情的往事。
临床决策应全面考量
临床决策应考虑现有最佳证据、医生技能和患者需求,三者缺一不可。
吴一龙认为,“作为医生,面对已有临床诊断的患者,第一需要勇气,第二需要获取第一手材料,第三需要甄别病史细节,第四需要医患有效沟通。恰如循证医学的主旨,临床决策应考虑现有最佳证据、医生技能和患者需求,三者缺一不可。”
这一感慨源于2002年的一次会诊。当年,吴一龙应孙燕院士之召到京会诊,患者是时任国外某战区的司令官,此前曾辗转美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诊治,病情均无起色。在北京熬过数周化疗,病情仍每况愈下。
吴一龙看到的是羸弱的身躯和强烈的求生期盼,“无论什么方法,只要能帮我活下去,即使把肺全切了,我也愿意!”
国内外专家一致认定患者患肺癌伴骨转移(Ⅳ期肺癌),“我要看完整的病历资料。”吴一龙发现患者骨病变与癌症骨转移的影像形态学似有出入。“一旦排除肺癌骨转移,治疗方法将大相径庭经仔细询问,患者回忆起此前曾因打高尔夫球过猛挥击球杆致胸部剧痛,我的推断得到初步佐证。阴霾的天空似乎透出一缕曙光。
早期肺癌的推断一出,立即引发质疑与批评。“我支持你!”孙燕院士的话如冬日暖阳。
一味坚持恐难逃夭折宿命,智慧地坚持才可能抵达成功彼岸。吴一龙与孙燕院士想出折中之法:患者身体状况无法经受化疗和手术,回家修养一个月再决定。
一个月后,患者来到广州,“我是自愿的,就是死了,谁也不许追究吴一龙的责任!”这让吴一龙倍感信任与责任。亲自坐镇 CT 室,反复阅读超过300张CT 片,他如释重负,“排除肺癌骨转移,立刻安排手术。”这名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的患者,现仍健康地享受着生活。
吴一龙常问科室医生和学生:“你到工作站阅片了吗?没有的话,一切免谈!”他要求,“医生必须浏览患者的每张影像片并做出判断,再阅读报告。一旦发现不符,提请组内讨论,在辩论中探寻真理。”这在广东省肺癌研究所已蔚然成风。
为惠及患者奔走协商
只有具备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人群获益的理念和能力,造福全社会,才是医生的最大价值。
2000年,一名肺癌晚期患者的维持治疗方案困扰着吴一龙。彼时,正值他参加第 36 届美国临床肿瘤学会年会,肺癌晚期患者口服吉非替尼治疗收益的报告令他茅塞顿开。该药未上市为救治患者,他多方咨询,终得偿所愿,切实的疗效鼓舞他继续为千百万肺癌患者奔走。200年底,他联合国内数位专家率先在国内发起肿瘤领域首个记名赠药项目,收效颇丰,迄今为止已为100余名患者续写生命传奇。
“除了让患者重获新生,我还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女性不吸烟和腺癌患者效果理想,吸烟、鳞癌患者收益有限。”他一边潜心积累与总结病历,一边实时追踪文献。
2004年7月,《科学》和《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刊发研究,吉非替尼疗效与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突变有关。“我豁然开朗,令所有研究生停下手头工作,全力开展中国肺癌患者的EGFR 突变研究。”
成功总是眷顾有准备的人。早在1999年,吴一龙已创建全国首个生物标本库,并完整存留所有患者资料。正是基于此,2005年,吴一龙在美国肿瘤学会年会作报告:中国肺癌患者EGFR突变率超过30%,有异欧美人群(约10%)。恰在此时,欧美开展的吉非替尼Ⅲ期临床研究以失败告终,FDA 一纸限令让该药前途渺茫。
“面对中国的数据和实践经验,我不能放弃!”吴一龙会同数个亚洲国家专家完成“IPASS研究”,证实吉非替尼对EGFR突变肺腺癌患者的疗效超越化疗,耐受性更佳。该研究结果刊发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引发业内轰动,肺癌治疗呈现新格局。
吉非替尼在中国上市后久久未能纳入医保报销范围。“要让我们的研究成果惠及广大的中国患者。”这一信念让吴一龙奔走协商,广州市医保局终于在2012年2月,开始了医保覆盖“吉非替尼”的尝试。
岁月流逝使他笃定一个信念,“一个医生能力是有限的,只有具备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人群获益的理念和能力,造福全社会,才是医生的最大价值。我愿意做这样的医生!”
事业积淀助他升腾一个梦想:“5年后,让60%肺癌基因突变患者接受最佳靶向药物治疗,这是我的梦想和奋斗目标!到那时,我就可以安心退休啦。”
外科医生的“四级跳”
入门级手术匠 - 成熟级手术匠 - 专家 - 大家,这是外科医生的“四级跳”。
很多人会问:“你是一名外科医生,为什么要涉足内科学研究?”吴一龙回答:“作为一名外科医生,能完成手术,只是入门级手术匠;别人能做的手术你也能做,甚至更出色,是成熟级手术匠;有一天能拒绝会做但不该做的手术,你已荣升为外科专家;拒绝不该做手术同时能提供更适宜的治疗策略,你堪称‘大家’。这感悟来自1700多份病历总结带给我的震动。”
吴一龙认定,“身为肿瘤科医生,必须对每种治疗手段的利弊了然于心,扬长避短,将各自所长发挥到极致,才能“量体裁衣”地救治患者。
1988年1999年,吴一龙有幸到德国作访问学者,他天天泡在手术室,不分昼夜,手术水平日趋精湛。回国后,面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内肺癌手术治疗预后数据匮乏的现状,吴一龙决定自力更生,利用中午手术间歇从病案室调阅病历资料,建立数据库。2年时间转瞬即逝,1700余份病历的分析结果令他汗颜:甘冒风险为几乎丧失生存机会的肺癌患者成功手术,但他们却鲜少有人能活过一年。
“症结何在?”吴一龙不断自省。“手术或许并非此类肺癌患者的最佳选择,该为不适合手术治疗的患者提供哪种治疗?”一个结论和一个疑问同时涌现。为解除心中疑惑,他开始步足肺癌内科治疗,用多年坚守与创新务实换来今天的“内外兼修”。
“吴一龙现象”
一旦确定人生目标,还要敢于在巅峰舍弃。有所取舍,才能成功。
2002年12月,正值事业稳定期的吴一龙,毅然辞去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院长职务,调任为广东省人民医院副院长、广东省肺癌研究所所长。这种不执著仕途、潜心学术的行为被广东省医疗界称为“吴一龙现象”。
“重举‘学术大旗’基于我对自己的判断:我能胜任管理岗位,但更适合做学术。我更看重当时广东省政府对广东省人民医院的大力扶持,以及广东省人民医院肿瘤学科几乎空白的现实需求。”
10年光阴荏苒,他如愿践行由他首先提出的单病种诊治,昔日非议蜕变为今日全国学科发展的重要举措;
10年岁月打磨,由他执掌的广东省肺癌研究所集国家重点专科、广东省重点实验室于一体,临床和转化医学融会在一起,在国内实属少见;
10年悉心培育,他组建肿瘤科室,一支由20余人组成、贯通实验室与临床的创新型研究团队在国际肺癌领域享誉盛名。
吴一龙坚信:“一旦确定人生目标,还要敢于在巅峰舍弃,有所取舍,才能成功。”以致多年任职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的林曙光感叹:“我在任期间最值得称谓的两件大事之一就是成功力邀吴一龙加盟。”
为推进中国肺癌研究国际化进程,2007 年,吴一龙创建和领导“中国胸部肿瘤协作组(CTONG)”,凝聚北上广的志同道合者,摒弃个人得失,相互扶持,硕果频出,成为被国际肺癌领域称道的“中国力量”。
对广东省肺癌研究所,“我要在白纸上成就最美的蓝图!”吴一龙已经、正在、还将用事实印证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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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评
医生的成长离不开刻苦学习及传承老师的敬业和经验,也必须永不满足现状勇于创新。我和一龙相识多年,大部时间都是探讨如何处理疑难病例,特别是挽救一些已经被其他同行,甚至境外权威认为无法救治的患者。我感到十分欣慰,因为在我国临床肿瘤学领域内有一批以一龙为代表的能如孙思邈在《大医精诚论》中说的:“凡大医治病,必先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的中青年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 孙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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