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大医王海燕:胜过院士的非院士
导语: 12月11日凌晨,北京大学肾脏病研究所所长王海燕在北京去世,享年77岁。当天下午,解放军呼吸病研究所所长刘又宁教授收到这个不幸的消息。虽然不在同一所医院工作,但两人在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与《中华内科杂志》长期共事。刘又宁教授强抑悲痛,写下了这篇追忆王海燕教授的文章,并委托《医学界》全文刊发。王海燕教授教授的离世是医学界巨大的损失,愿她走好!
作者:刘又宁 来源:“医学界杂志”微信号
在12月11日下午《中华结核和呼吸杂志》定稿会上得知王海燕教授已于当日凌晨不幸病逝。事发太突然,在场的人都没有任何心理准备,一片惊愕,不知所措。长时间以来,我与王教授在中华医学会内科学分会与《中华内科杂志》共事,王教授一直是我的领导,我们曾有过十余年的比较密切、深入的交往。虽然王教授长我8岁,但在学术上的造诣与知名度、影响力都是我无法相比的,甚至偶尔令我有高不可攀的感觉。但我们毕竟还属于同一代人,在很多方面都有共同语言,再加上性格上也有相似之处,都属心直口快,偶尔甚至口无遮拦。王教授的突然离去使我失去了一位好榜样、好老师、好朋友与可亲可敬的老大姐,令我有难以忍受之痛。事情虽然已过去数日,她的音容笑貌却仍在我眼前,她的声音仍在我耳旁环绕。仿佛又听见她的大嗓门在喊:“刘又宁呀,你怎么不怎样,怎样呢?”刚得知噩耗之初,就有了写一点缅怀文字之冲动。
性格刚直犹如眼睛里进不得沙子 我最早结识王教授是在上世纪80年代之初,我从日本留学归来,刚到北京301医院工作之时。当时医学国际交流正方兴未艾,北京尚缺少精通日语的医生,我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的回国者,经常被中华医学会各部门与分会拉去充当日语口语翻译,而肾病学的活动我相对参加较多。通过这些交流活动,我得以了解,当时肾病学同仁已在某些领域作过很有意义的研究工作。至今我仍记得,京外一名知名专家在会上介绍通过尿中红血球的镜下形态特点,来判断尿路出血的部位,说地头头是道,令我印象深刻。通过这些交流我也充分地了解到,当时北京医科大学一院肾病学科与王海燕教授本人,在我国肾病学科的特殊重要地位。作为一项意外收获,我也捎带了解到王教授为人与性格方面的特点,及国内肾脏病学科在学术及其他方面的尖锐矛盾。对于学术上的分歧,王教授毫无妥协而言,无论在什么场合,也无论对方是否能接受,她都畅所欲言,毫不留情面。此后交往中我又进一步了解到,不单是学术问题,其他问题也同样,对待有争议的事情,她从不掩饰自己的真实观点,表达意见喜欢单刀直入,从不用模棱两可,含糊圆滑的语言。
有一次,内科学会讨论当年年会请什么人来做专题报告时,有人建议请一位已当选院士的名人来作报告,以提高学会“档次”装装门面。但王教授认为该院士在该领域的实力并不强,所作工作也较平凡。用不到等别人发言,她老人家一连说了三个不行,毫不留情面。还有一次在中华内科学会改选换届之时,某位平常基本不参加内科学会活动的专家特为选举专程赶来,选举刚结束,还有其他工作待研究,该专家就借故提前退场。大家都没想到的是,该专家尚未步出会场大门,王教授就指着他的背影对参会者直言:“再见到他,只有等到下次改选了。”对于自己反对的事情,能这样直接彻底地表达意见,在当今学术界确实太少见了,也就更加难得可贵。
我一直以为王教授似乎有某种“特异功能”,因为你无论平时与她谈业务,还是聊天,都感觉她身边“气场”的强大,以至于在不知不觉地就被她占了上风,也有人说她“充满霸气”。我相信与笔者同样,这种直言不讳的品格会令她没少吃亏,当今的社会中充满世俗,应当“装孙子”的时候却硬要“称大爷”,肯定会四处碰钉子,直到头破血流还不知道得罪了哪方神圣。这种品质不能说是必备的优点,但绝对是难得可贵,也正因为如此,才令我对王教授又增加了一层佩服,一层尊敬。
既是临床大家又在科教研领域造诣非凡
笔者认为衡量一位医生优劣的最主要指标,当属会不会看病,能不能做好手术。倘若临床能力平庸,其他方面再优秀也不能成为真正的大家,也得不到业内人的充分尊重。我就知道有一位知名大医院的某知名外科大主任,因手术一般,还不时发生大小失误,本院职工或家属如需去他科手术,都赶在趁他出差或休假的“良好”时机……。王教授是一位十分优秀的临床大夫,她的主要精力永远放在为患者解决疾苦上。凡是与她讨论过临床病例者,都会对她临床知识的深度与广度留下深刻印象。她在负责内科学分会工作期间,也总是念念不忘帮助我国边远地区提高医疗水平,也多次身体力行带领我们去老根据地和交通不便、经济落后的地区去讲学、义诊、查房,并乐此不疲。
王教授1959年毕业于当时的北京医学院,“文革”前的1962年就考取了研究生,师从我国肾脏病学创始人王叔咸教授。王教授与笔者相同,大学里接受的也是俄语教育,但却顺利地通过教育部组织的英语考试(笔者通过了日语考试),我们共同成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派留学生。1980年王教授来到美国洛杉矶UCLA-Harbon医疗中心师从世界著名的Glassock教授。回国后她率先在国内建立了各种肾脏病动物模型,并组建了我国第一个肾脏病临床与病理相结合的跨学科机构,每周二两科常举行联合查房,遇到疑难问题,常通过电视、电话会议与美国同行讨论。
王教授在中华医学会内先后担任肾脏病学分会与内科学分会主任委员,《中华内科杂志》总编,中华医学会副会长等。她出版了多部专著,发表了数百篇有价值的论文,先后获国家及省部级科研成果奖项20余项,早在1987年她就获得了卫生部科技进步一等奖。于2006年获美国肾脏病学基金会“卓越成就贡献奖”,更于2013年获得国际肾脏病学会“先驱者奖”和“罗斯考·罗宾森奖”,被誉为“中国肾脏病之母”。但对于这些称谓王教授本人坚决否定,她将导师王叔咸那一代人称为第一梯队,而认为自己当属于第二梯队。不过王教授作为受人尊敬的师长,确实在身后留下了一个国内一流,既精通临床又精于研究的肾脏病学团队,其中曾获得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称号者就有8人之多。
汶川地震后,她虽71岁高龄仍接受卫生部跨学科专家组长的任命,曾奔波于地震区6个城市,16所医院,拯救许多地震伤病员的生命。王教授的一生名扬国内外,应当是足够风光,足够完满了,她所获得的头衔,荣誉称号数不尽数,她也被国外称为中国肾脏病学的开拓、领导者之一。但面对这些王教授显得格外从容、平淡。她认为医务工作者的人生追求不在于发多少文章,获多少奖励,爬多高的职位,更主要的是能够得到患者的认可。相对于大自然的宏伟与万年流长,身处其中的任何人都是微不足道的,在短暂有限的人生中,如果还要斤斤计较名利来折腾,那就太不值了,以上都是她的肺腑之言。
不是院士却胜过院士
业内广为流传着一种说法,那就是“倘若我国肾脏病学只有一位院士,那也应王海燕当之莫属。”但事实上当不上的就是她!虽经多年努力仍不能如愿,最终带着遗憾离开!笔者在此绝无贬低院士这一优秀团体的企图,但是由于遴选制度本身的弊病等原因,同一专业领域,比已当选者更优秀而无缘当选者总是存在的,王教授就是这样人的生动代表。如前所述王教授在医、教、研各领域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其学术影响已跨越了国界,但却仍被排挤在院士队伍之外,令很多人愤愤不平。其原因是复杂的,是否与她过于直率的性格有关,笔者无法给出结论。下面的送别赠言虽然为时已晚,但我仍然说:“您是我们心目中最优秀的院士之一”。 笔者虽然无法与王教授相比拟,但也曾连续三届申报中国工程院院士,虽然每次都能进入最终选拔阶段,更有一次据说曾在内科排名第一,但数小时后又被人颠覆,总之皆因“临门一脚欠功夫”而功败名落。像这样曾屡战屡败的申报者并不止我一人,有的最后终于成功当选,如某皮肤科、妇产科院士,有的像笔者一样知难而退,选择放弃。而王教授却选择了继续不懈奋斗,最后一次虽然改为申报中国科学院院士,但仍无功而返。依我之见,像王教授这样已得到国内外学界普遍承认与广为尊敬的大家,已足够了,再挂上院士头衔已毫无意义,完全无足轻重。据说她之所以选择继续申报,并非出自本人意愿,而是迫于周围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令王教授大失所望是的事情一定不止院士落选这一件事,据我所知,她对她们的学科没能评上国家临床重点,长时间以来一直耿耿于怀,说不定她对此比院士看得更重。我本人虽然也参加了评选,但因势单力孤终没有帮得上,至今心里仍有些内疚。
院士虽然被称为最高学术荣誉,但名不符实者并不罕见,更有个别害群之马已遭受牢狱之灾。俗话说“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王海燕教授就是笔者心目中更高一筹者。当了院士者不要狂妄地不知道自己是谁,当不上的也不必自卑,置身于院士之外,仍可象王教授那样作出不亚于院士的永不磨灭的贡献。
悬壶济世,万众铭记;光明磊落,风范长存。
我永远怀念您,飞向彼岸的海燕大姐!
(本文作者为解放军呼吸病研究所所长,解放军总医院内科教研室主任。本文为“医学界杂志”微信原创文章,转载需经授权并注明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