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生物医学模式是医疗危机的另一罪魁？

在经济水平、医疗水平快速发展的今天，人们理应为求医问药的便捷而满足和欣慰，但事实恰恰相反，对于目前医疗的不满和抱怨声却越来越多，有时甚至引发医患矛盾或者伤医事件。对此，曾任国内外多家公立和民营医疗投资与管理机构高管的张松伦表示，医疗危机的全球蔓延，并非仅因医疗政策导致，其罪魁祸首实际是现行医学模式。
医改究竟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各大专家各有评述。但是，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医患关系恶化的脚步还是没有被止住。目前，大部分社会舆论倾向于把医患矛盾归结为社会公信力沦丧、医疗卫生制度出了问题。也有人提出医患关系的紧张是因为医疗服务质量、医患沟通这方面还有欠缺，或者是因为没有建立起公平有效的医疗事故处理机制。
不过，除了普遍认同的医疗制度和体制，还有哪些因素影响医患矛盾？曾任国内外多家公立和民营医疗投资与管理机构高管的张松伦表示，医疗危机蔓延全球，并非仅因医疗政策导致，其罪魁祸首实际是现行医学模式。需要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制度上的“医改”，而是医学模式的“医改”。
在他看来，一直占主导地位的生物医学模式忽视了社会及心理因素。“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虽然近年来被认同，却没有在临床上得到推广。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依旧我行我素，甚至走向极致，逐步形成了“过度医疗、对抗医疗、消耗医疗”三座大山，成为引发医患矛盾和医疗危机的活火山。
根据《中国青年报》一项统计，在2000年至2014年2月的177篇医患矛盾报道中，98起是因为患者对治疗效果不满，17起是由于患者不信任医生治疗方案，另有11起是患者认为医护人员态度不佳。这当中，真正存在医疗事故的只有6起。此外，国家卫生计生委2013年发布的《医院场所暴力伤医情况》称，患者对治疗方案和效果、检查结果不满意进而迁怒医生，这部分比例占八成以上，只有3起真正和医院有医疗纠纷。
由此看来，患者对治疗方案和效果不满意是医患矛盾的直接主因之一。那么医疗制度和体制是否直接导致了这个结果呢？其实不然，尽管发达国家的医疗体制非常优越、相对成熟，但医患关系依旧十分紧张。
据美国医学科学院（Institute of Medicine）1999年发表的一篇有关医疗服务安全性和质量的报告显示：美国每年大约有10万人死于“医疗差错”，超过了乳腺癌、艾滋病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总和。1992年~1996年，全美每年有1万名内科医生、5.03万名精神科医生、2.45万名技术人员成为医疗暴力受害人。
据欧洲医疗质量委员会报道，欧洲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人在接受医疗诊治中遭受本可避免的伤害和痛苦。而澳大利亚在1995年的全国调查中发现，至少有16.6%的患者在诊治过程中不同程度上遭受过医疗伤害。
实际上，医疗纠纷时全球普遍的现象，而医疗服务安全性和质量是影响医患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只是，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更为严重。
世界卫生组织提供的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大约77%的医疗安全问题源自药品，比如假药、伪劣药品。同时，约50%的医疗设备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美国科学院院士、哲学家、纽约哈斯廷中心主任丹尼尔•卡拉汉提出《医学的目的：形成新的优先项目计划梗概》一文，其核心内容是：世界各国或地区都不同程度地面临严重医疗危机；现代医学，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医疗界过度重视技术、治疗，而忽视人类疾病的预防、照料，忽视社会因素、精神因素和心理防治对疾病的影响；现代医学继续把完全消灭疾病和阻止死亡视为其首要目标，这是不切实际的；现代医学对“疾病”和“健康”的认识尚存在某些缺陷。
由上可见，医疗危机蔓延全球，并非仅因医疗政策导致，现行医学模式也是危机的一个主要罪魁。
那么，相对于传统的生物医学模式，什么样的医学模式更优越？
早在1977年，“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就由美国纽约州罗彻斯特大学教授恩格尔（Engel）率先提出，并呼吁该模式应取代现行的生物医学模式。
与生物医学模式不同，“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一种基于系统论和整体观的医学模式，它要求医学把人看成是一个多层次、完整的连续体。也就是说，在健康和疾病问题上，要同时考虑生物、心理和行为以及社会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
不幸的是，几十年来，新的医学模式虽然被认同，却没有在临床上得到推广。生物医学模式依旧我行我素，甚至走向极致，逐步形成了“过度医疗、对抗医疗、消耗医疗”三座大山，阻碍了医疗改革发展的道路，使各国卫生部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医疗改革中十分迷惘。因此，需要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制度上的“医改”，而是医学模式的“医改”。
（环球医学编辑：吴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