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去行政化动了谁的奶酪？

三中全会《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中提出“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创造条件，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 这一改革方向早已是心之所愿，一旦落地将发挥出巨大的改革效应。然而，某专家表示“医院去行政化其难度无异于与虎谋皮”。

到底是谁在阻挠医院的“去行政化”？医院的“去行政化”触动了谁的利益？三中全会的《决定》能否加快“去行政化”进程。

医院为什么要“去行政化”？

同所有的事业单位一样，中国公立医院的组织和制度模式是行政化，公立医院与卫生行政部门形成上下级行政关系，即公立医院运营的诸多方面受制于诸多政府部门的行政干预。然而公立医院的运营高度依赖于收费，这似乎又具有了某种“市场化”的特征。专家称当今中国的公立医院，处于“行政型市场化”或“行政性商业化”的组织和制度模式之中。

“行政型市场化“的核心特征之一，是公立医疗机构中绝大多数医疗服务项目的价格由政府决定，大部分常用药品的价格（最高零售限价、中标价和利润加成）也由政府决定。行政定价的结果就是价格永远定不准。常见病、多发病的医疗服务价格畸低，一般性医疗服务因此必然收不抵支。这就诱导公立医院用两个办法来弥补医疗服务中的亏空，其一是多卖药，其二是多用高价耗材。

政府采用行政管控措施，意在遏制医药费用快速增长，但效果完全失灵。公立医院中人次均门诊和住院费用一直高速增长。供方诱导过度消费（俗称“过度医疗”）问题的大量涌现，是公立医院医药费用快速增长的主因之一。

所谓“去行政化”，核心就是推动公立医院走向法人化。在法人化的制度环境中，所有公立医院同卫生行政部门脱离行政关系，解除上下级隶属关系。公立医院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独立法人，对其所有活动，包括人员雇用、服务提供、资产购置、接待与投资等，独立承担所有法律（民事和刑事）责任。现有公立医院的行政级别没有必要保留。医院之间只有规模大小、服务领域、服务水平的差别，而没有行政级别的高低上下之分。建立政府通过公共财政购买服务的新机制，促使公立医院行使社会职能，保持社会公益性。

所有医院均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即理事会院长负责制。理事会是其核心，由医院的重要利益相关者代表（包括投资方、从业者、消费者或公众、供货商等）组成，负责战略管理。公立医院的原主管部门，可以作为其投资方或者公众的代表，进入理事会。医院的管理人员，尤其是院长，由理事会选聘并且向理事会负责。所有管理人员，从干部身份转型为职业经理人。全员医生实行劳动合同制，最终形成医疗人力资源市场化的全新格局，让医师成为自由职业者。

公立医院“去行政化”触动了谁的利益？

公立医院“去行政化”，表面上是改变医院的组织和制度结构，但根本上是改变政府与公立医院的关系。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周生来在2010年中国医院院长论坛上表示 “好的医院，省长、市长都想抓在自己手里。”因此，周生来认为，医改实际上是政府自我革命的过程，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决断实难完成。

“去行政化”还意味着剥夺卫生行政部门的某些权力。据说，在卫生行政系统内部有著名的一问：“卫生部不管公立医院管什么？”问题是，很少有人追问这里的“管”究竟是“行政管理”还是“监管”？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如果以体育来比喻，政府的职能应当是制定赛事本身的一整套游戏规则并且在某些时候担当赛事的组织者。所谓“游戏规则”，就是制度。众所周知，如果游戏规则合理，再加上赛事组织得有条不紊，体育比赛就会精彩纷呈，而那些竞争实力强者便有很大的机会脱颖而出，而具有一定实力者也有机会爆冷。很显然，无论是赛事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和组织者，都没有必要去操心具体运动队伍的实力提升。同样的道理，在医疗领域，政府没有必要操心医院的质量提升和服务改善，而是应该把全部的注意力放在制度建设。把制度搞对了，亦即游戏规则合理了，质量高、服务好的医院能获得极大的好处（例如声誉和收入），它们自然就会象杰出的运动员一样自觉努力地提升自身的实力。但是，在医改的道理上，似乎很多人并不满足于仅扮演裁判员的角色。将政府政策、游戏规则与医院管理、组织实施混为一谈，这是否是当前医改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之一呢？

对于“去行政化”，公立医院的管理者和医生们是否也态度暧昧呢？一方面，“去行政化”可以促使卫生技术人员和管理者成为真正的专业人士，这似乎是确保其待遇提高的根本之路，但大家或许对这一前景的认识模模糊糊，对其实现日期更也是心存狐疑；另一方面，一部分人，尤其是一些公立医院的管理者，可能还对于现有行政化体系中所能带来的好处难以割舍。对他们来说，最好的情形或许就是维持现状，即公立医院一方面可以在医药服务市场上追逐收入，另一方面又可以尽可能向上级争取各种公共资源。简言之，就是维持行政化的商业化。

三中全会能否加快“去行政化”进程？

医院去行政化是一个老话题，谈了很多年始终难以破解。三中全会的决定是否会加快“去行政化“的进程？

《决定》中“创造条件，逐步取消”的提法，让业内专家对推进医院去行政化的进程“谨慎乐观”。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刘远立认为，公立医院行政级别与国家的人事制度、干部选拔制度、行政体制密切相关，取消行政级别必将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在《决定》发布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是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的一项重要举措，行政体制改革直接关系政府部门权力格局的调整，某种程度上也是部门利益的调整，各种利益矛盾和复杂问题交织，许多时候绕不开、躲不过。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要解放思想，下决心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同时，改革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要坚持稳中求进，“胆子要大、步子要稳”。

有专家尖锐地指出：导致去行政化改革迟滞或受阻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部门对所有可能消弱其权力的改革举措采取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这或许不仅仅是中国，举世皆然的情况都存在着政府部门天性不愿意丧失已有的权力，而且还想增添更多的权力。正因如此，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过，“世界是没有希望的，除非权力能被驯服。” 虽然，新医改过程中究竟哪些权利应该在“被驯服”之列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然而，有一点看来是应该明确的，即：如果中国公立医院依然深陷“行政化”的泥潭而无力自拔，那么“新医改”就很难成功。因此，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无论动了谁的奶酪都将是大势所趋，其步伐尽管艰难，却是刻不容缓。

环球医学：贾朝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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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不可以理解为“去行政化”就是“医疗机构市场化”的另一种说辞呢？

“去行政化改革迟滞或受阻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部门对所有可能消弱其权力的改革举措采取消极甚至抵制的态度”权利意味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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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有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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