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论文买卖触动了谁的灵魂？

Science：中国SCI论文买卖现象猖獗

一个由《科学》杂志新闻部门所进行的长达5个月的调查揭露了中国的一个繁荣的学术黑市，在那里，不正当的机构、腐败的科学家及妥协的编辑买卖着在科学性杂志中发表的报告。

《Science》新闻记者 Mara Hvistendahl 与她的同事以研究生和科学家的身份向一些公司提出了购买科学论文上的作者身份的意向，结果收到了许多回信。比如来自万方汇智的一名销售人员就表示“有些作者发表论文并没有什么大用处，他们可以把论文转给你”，这家公司出售一篇关于癌症内容的共同第一作者文章的价格为90000元人民币（14800美元），如果需要增加了两个名字——共同第一作者和共同通讯作者，费用将达到26300美元。

在联系的几个星期后，这篇论文发表在了学术出版巨头 Elsevier 旗下的《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Biochemistry & Cell Biology》杂志在线版上，印刷版将于两个月后公布。

文章的第一作者确实有两人（《Science》新闻记者并未交钱添加名字），为此记者们联系了杂志，杂志方表示其中一个第一作者就是在此前六月份的时候添加进来的。

Hvistendahl 等人在此次调查中，一共向27家公司就购买在某一科学论文上的作者身份或支付该公司为他们写一篇论文等事宜进行了询问。这些公司中只有5家表示，他们拒绝从事这两种做法中的一种。

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市场的繁荣，收费从1600至26300美元不等，一些高端费用甚至超过国内一些助理教授的年薪。正如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原副院长，神经学家樊东升（Fan Dongsheng）所说的，“为了能在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大家不遗余力。”
Hvistendahl 解释说，在某科学性杂志——尤其是在被称作SCI这样的享有盛誉的引文数据库中排名的杂志——中拥有作者身份仍然是在中国获得晋升的最可能的途径之一，而科学家们常常愿意支付数万元人民币来将他们的名字添加到其他人的研究报告中。

她说，由于除了科学本身之外没有明显的受害者（而科学家、经纪人及杂志的编辑常常从中受益），这种无道德原则的做法近来一直在上升之中。

此前，《Science》杂志还曾曝光了一起论文“钓鱼”事件——一名生物学家编造一篇据称有高中以上化学知识就能看出造假的论文，投给304家开放获取的期刊，居然有一半以上的期刊“上钩”，此事在学术界引起广泛讨论。

令人纠结的SCI

医学博士生周宇“又要进实验室了……”

这条看似再正常不过的人人网状态，却引发了医学圈朋友们对实验一致的宣泄。

他说，这种痛苦不仅仅是因为实验“无聊”、“难做”，最重要的是，“大家都懂的，没有意义”。

未来选择成为外科医生的他，不知道做实验的真正意义在哪。无论是选择课题的方向，还是做实验的过程，又或发给几分的杂志（SCI的IF值），这一系列的过程似乎都偏离了科研原本的意义。

今年2月，上海长海医院袁恒锋、徐卫东、胡海燕三位医生在《柳叶刀》上发表看法，提出目前中国的年轻医生大都面临着巨大的论文发表压力，而发表大量没有用的基础研究论文，对提高临床技能和医患交流能力并没有什么实际帮助，建议应把发表SCI论文评价标准，从目前的医生评价体系中剔除，引发了强烈的反响。

事实上，上海已经建立了统一的卫生行业医务人员高级职称评审平台，努力构建以临床实践能力为导向的评价标准。

科研肯定是有意义的，但是应该由谁来做？是否应该强求？这是始终萦绕在大多数一线医生及即将走上临床岗位的医学生脑中的疑问。（解放日报）

“SCI论文”硬件指标是否公平？

自从南京大学在国内首推SCI论文要求以来，国内高校纷纷对教师的科研成果发表SCI论文也提出了要求。于是，作为大学附属医院的医生，实际上也是医学生的临床教师，自然也就与高校其他教师一样，将“SCI论文”作为晋升的硬件指标要求。虽然曾有许多医生，甚至一些卫生主管部门的领导极力反对这样的要求，认为“看好病”和“写好文章”之间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联系。“不发SCI论文也能成为好医生”，“发SCI论文也不一定是好医生”，将“SCI论文”作为晋升的硬件指标似乎太过牵强。但是，将SCI作为晋升的评价标准还是很快普及到了多数医院，特别是较大的医院。

那么究竟该不该引入SCI评价标准呢？ 数年前，SCI的创建者尤金•加菲尔德博士在与中国公众的首次见面会上，人们带着这种疑惑，不断把问题抛给这位时年84岁高龄的“SCI之父”：“你认为中国对SCI这样的使用是合理的吗？”“为什么到中国，SCI就变了味儿？” 然而，这位享誉全球的学术大师的回答出乎性许多人的意料：“用SCI作为标准，来衡量科研的成果，这也许的确不太合理，但这种现象并不是今天才出现的。”“40年前的美国、30年前的意大利都是因为在评审职称时管理者们发现，备受推崇的“同行评议”评价方法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于是SCI就成了替代的评估方法。”他坚持，中国目前关于SCI的规定，还是有一些意义的。

有不少医生也表示：其实，中国的优势在于病人多，如果条件允许应该可以做大样本的临床研究，可以出质量很高的SCI文章。但目前不仅医生的事件和精力上大部分属于超负荷和透支状态，而且，在中国申请基金很难，哪怕申请到也不会太多。这样的经费往往是根本做不出高水平的科研。他们认为应当以国家层面来重点投入，有效地组织科研队伍，合理分配时间，给予足够支持，这对中国的医学科研发展、对临床治疗的指导将大有益处。这样才能把SCI与“做好医生”牢固地结合起来。
医生晋升职称或可分类细化？

有关专家表示，长久以来，医生晋升职称偏重论文与项目，临床综合能力占比欠缺。医生晋升职称制度或可分类细化，比如：涉及医学教育类的职称，可以更侧重于论文、科研项目等指标；涉及临床医疗类的职称，可以更偏向临床综合能力的考核。应该打破医生晋升标准“一刀切”的格局，引导医生队伍有效加强临床能力，同时为部分技术精湛、科研不足的医生创造更大的发展空间。

有关专家同时表示，对医生晋升职称的调整也应辩证对待。临床与科研职称评定相对分开，并不意味着医生可以只顾临床，或只搞科研。毕竟，医学是典型的应用学科，医生在熟练掌握临床技巧之后，也应培养科研思维、有所创新，如此才能发现疾病规律、找寻疾病原因，最终为患者带来更好的治疗途径。

分类细化将可为医生提供更多晋升途径，但分类细化仍绕不开临床综合能力量化这个核心难点。如何评定医生的临床综合能力？美国、欧洲等发达地区对医生从业时间、从业量的考核，或可为我所用。以外科为例，住院医师升主治医师，其担任医生助理的年数、开展手术的数量、术后并发症比例等等，都应有明确的量化指标，如此才能做到客观、公正评判医生临床能力，从而取代现有笼统模糊的定性。目前国内现有的“第三方评估”模式有待进一步细化改善。

有学者建议，大体上来说，临床医生可粗略的分为两种类型，对他们的晋升要求或可区别对待。一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临床技能，如外科医生。第二类为非技能型为主的医生，主要用新的知识和药物来治疗病人，如内科医生。作为一个好的外科医生，他应该拥有充分的医学知识和手工技能。他们表现的好坏应主要基于这些能力的评价。论文发表可能是次要的因素。理想的情况下，外科医生可以总结他们的治疗结果，并发表在同行评审的医学期刊。

也有人曾提议：如果涉及外科医生的职称晋升，其手术能力应该占70％，团队合作精神20％，论文发表10％。内科医生他们相对需要更多的时间来阅读科研究文献，涉及内科医生的职称晋升，其临床（诊断和治疗）能力应该占60％，论文发表30％，团队合作精神10％。

还有人提出：基层、社区医院医生考核，不一定非要要求SCI，可以采用别的考核评估体系，如服务病人的效果和继续教育考核。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提供医疗服务，而不是科研。应该让大批发不了SCI文章的基层医生也有成为好医生的成长空间。这个空间大了就会有大批优秀的医生投身其中，基层医疗水平提高了，反而才有可能写出SCI文章。

总之，一方面不应该盲目追求SCI，让医生被赋予太多救死扶伤以外的东西。当然，能写SCI文章的医生，至少说明他受过良好的科研训练，具备成为一个优秀医学家的素质；另一方面，医生的晋升不应该脱离“会看病、会做手术”的临床技能。医学是经验科学，一定要有充分的临床经验和实践才能判断准确，处理得体。医生花在临床上的时间少了，恐怕连手术刀也拿得没那么利索，即使发了SCI恐怕也不是医生这个职业所真正需要的。

其实，更让医生们纠结的是有时为了做科研，他们不得不牺牲与病人及其家属沟通的时间，时间不够用，关心病人的精力就少了。在如今医患关系这么紧张，医生其实希望能多与病人及其家属沟通，给予病人更多关怀，这样他们的不满也会少一些。科研的最终目的是攻克医学难题，最终还是病人受益。

看来要想让医生能处理好科研与看病人的关系，新医改需要进一步理顺医院、患者的分级和分流。如何通过各级医院资源的合理调整和配置让基层医院的医生有足够多的患者可看，让大医院的医生有足够的时间分配到科研，而不是在看大量的应该在基层就可以看的病人。

SCI和医生晋升考核制度是否需要发生重要变革？未来几百万中国医生晋升之路将如何规划？似乎正是新医改所面对的。（环球医学）

很有道理，但整个社会可能需要十年或更长的时间才能认识到惟SCI的弊端。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自然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