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该立法的不立法，搞笑的立法接踵来

中国现在刻不容缓急待通过立法予以规范的问题非常多，例如官员个人和家庭财产的公布；国企高管薪酬畸高的制约；公务员自我加薪的约束；公民知情权、话语权的保障……等等等等。但是这些民众望眼欲穿地期盼出台的法律，千呼万唤出不来，已经使他们从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一路走去，最终陷入了绝望的境地。一个被称为“阳光法案”，旨在公布官员个人和家庭财产的议案，1987年就有全国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上提出，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在人大讨论时，竟然遭遇到99%的否决率。自提出之日至今经历了27次全国“两会”；经历了3届党中央领导和3届中央政府，可是依然“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民众焉能不陷入绝望的境地？
牵涉广大民众切身政治和经济权益，急待立法的不立法，然而一些不靠谱、无需既得利益集团拔一根毫毛，看似亲民但没法操作的搞笑法律，却十分轻松地横空出世，那个被广大民众诟病，却被官方和“专家”吹捧的“常回家看看”就是典型的一例。
无独有偶，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全民阅读”，据说不久将列入全国人大的立法议程。
据《新京报》记者8月4日“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获悉，全民阅读立法已列入2013年国家立法工作计划，总局将争取在年底形成较成熟方案提交国务院法制办。目前，全民阅读立法起草工作小组已草拟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初稿”。
读了这条新闻后，使人忍俊不禁。拟对“全民阅读”进行立法，是“大有来头”的。其背景是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提交提案，建议把全民阅读上升为国家战略，其后有115名在全国算是有点知名度的政协委员在提案上签名附议。
如果是如申纪兰大娘一类爱党爱国人士凭“朴素的阶级感情”想出这么个东东，倒在情理之中，而这115名政协委员比起那些亿万芸芸众生，可算是社会的精英了。精英们为中国人均读书4.39本/年，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法国为20本、日本为40本、以色列则为64本）而忧心忡忡。这种忧国忧民的情结令人感佩，但开出的“处方”却不像出自精英之手，而像市井之流信口开河。
读书无论出于何种目的，即使出于功利主义的目的，如为考研、公考、职业资格等过关，或是为了增长知识、学习技能以此改变个人命运而读书，都必须是一种自觉自愿的追求，而不是在外力的胁迫下去读书学习，更何况为了提高自身的修养和素质，或是为了陶冶情操 、提升境界……，或者什么目的也没有，而只是笃信开卷有益而博览群书，那些高层次的读书，已经把读书看做一种快乐，一种强烈的爱好，一种精神上的享受，还需要外力或是立法去“推动”吗？这种可谓妇孺皆知的常识，怎么精英们会“犯糊涂”呢？
中国人的读书量远远少于发达国家，这是一个严峻而又令人揪心的现实，但是要走出这个困境，首先要搞清楚问题的症结所在，然后才可能对症下药。现在不分析产生问题的原委，在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以前，就贸然搞什么“全民阅读”的立法，期盼用法律的手段规范公民的读书行为，至少是轻率的。这种想法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水平都达不到，只能叫头痛医脚，脚痛医头。
出现当代中国人普遍缺乏良好的读书习惯，以致读书量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窘态，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目前在中国，无论职称晋升、官员升迁、优秀人才的选拔、成绩的认可和褒奖……等各方面，表面上冠冕堂皇，而实际在暗箱中操作的，无一不是奉行逆淘汰的机制。这种机制运行的结果，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新的读书无用论在肆虐着整个中国。
从小学开始，一直读到博士，20多年的寒窗，不仅自己每天闻鸡起舞，焚膏继晷，而且熬干了爹娘一辈子的血汗，可是结果可能因为你当年“中举”时不是出自“985”的高贵门第，一个被你十分看好和向往的职业岗位，只能与你擦肩而过。而一个只有高中学历的官二代，不费吹灰之力，通过D校的“镀铜”、“镀银”和“镀金”，一边拿着纳税人提供的优厚俸禄，一边用公款完成了学历的“三级跳”，顿时成了社会“精英”。D校的培训属于非学历教育，它是没有资格发学历文凭和学位证书的。1995年7月，国家教育委员会就发文重申，D校发的文凭，其“学历不应等同于国民教育系列的学历”，可是他们滥发文凭的胃口和胆子比任何一所正规高校都大。
2001年到2003年，仅有教师30多名的海南D校，仅成人教育部就招收了6000多名学生，学费收入在3000万元以上，扣除教学成本后胜余的近1600万元巨额学费都被少数人人私分。
这种学校发的文凭与从大街上专事制作假证件贩子手里买来的假文凭没有任何区别，只不过前者叫真的假文凭；后者叫假的真文凭。但是尽管是“真的假文凭”，但组织人事部门认它，而且在任用和提拔时，比你那“211”和“985”的文凭还管用，气死你没商量！
这种逆淘汰机制绝非个案，而是现实生活中的常态。
其次，再说说另一个领域。
过去人们看做非常高雅和圣洁的那一片土壤——高等学府，现在也成了肮脏龌龊的垃圾场。
中国目前两千多个高校，一大半以上是从中专“翻牌”过来的。这些学校不仅中层部、处一级干部，而且院级领导，充斥着为数不少初始学历为中专当年留校的中专生。这些人基本上都用最短的时间完成了学历上的“洗钱”。没有几个人认认真真地读过几天书，但都通过在职“读硕”、“读博”（而且是用公款），拿到了今后仕途“步步高”的“保单”。对那些早期名牌大学毕业，但只具有本科学历的教师，即使获得了高级职称，也不得不“英雄气短”，对天喟然长叹。
在这种逆淘汰的机制下，哪怕读破万卷书，又有何用？上世纪20、30年代，教授们对当一名教务长都不屑一顾，而今天为一个小小的教务处长岗位，教授们却争得“你死我活”。
在不久前的高校教授评级中，尤其是一般院校，读书多的不如读书少的，读书的不如不读书的。十年、八年，乃至十多年、二十年，从来没教过一门课，没搞过一项科研，只是因为他（她）是院长、校长、书记，就像《智取威虎山》中的“三爷”有胡彪送好马、快刀和联络图作为投名状一样，现在则有教师向他们送科研成果和学术论文、专著作为“晋见之礼”，请领导笑纳。论文、专著和科研成果，均把领导放在第一作者的位置，这些人真的“心甘情愿”地屈居人下吗？说到底，还不是现行教育机制产生的结果？人在屋檐下，谁敢不低头！~
院长、校长、书记既然学术成果“累累”，那有限的几个高级教授指标舍我其谁？
由于现在从学历管理、人才录用、干部提拔、职称晋升、学术评估、成果褒奖……等一系列的机制造成了走“曲线救国”的捷径，成为取得功名利禄、飞黄腾达的最佳选择。孜孜不倦地读书，期盼从中取得知识，增长才干，吸取智慧，提高素养，今天已被人认为是傻帽了。最该多读书的党政官员、大学校长、大学教授都不读书，学会走捷径了，是一种必然的结果。
由此看来，上述种种逆淘汰的机制是造成最需要读书，最应该读书的群体不读书的“元凶”之一。
此外，最该多读书，最该博览群书的中小学生，现在也很少读书。如果说他们也在认真地“读书”，那是被动地读书，是一种“痛苦”的读书，是被为应试这个“主旋律”服务的各种教辅读物牵着鼻子走的读书。许许多多应该在青少年时代大量阅读的经典和优秀读物，基本上处于边缘化状态。
为了在高考时能获得各种特长的加分（加1分就足以“战胜”几千名对手，何况“起步价”就有5分之多！），或者以特长生被高校自主招生录取，家长不惜血本地让孩子参加各种音乐、美术、围棋等课外培训班。孩子为应付这种培训班无论双休还是寒暑假都疲于奔命，又被教辅读物和题海压得喘不过气来。在这种学习生态下，还能有多少出于自己兴趣、爱好、享受型的自由阅读？
中国的中小学生自幼没有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现行的教育体制难道不也是“元凶”之一吗？
从基础教育就没有培养孩子具有良好的读书习惯，当代大学生又会好到哪儿去?他们中很大一部分人除了为考研，或是为通过托福和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而进行奋不顾身的阅读外，哪还有精力去读其它的“闲书”？
综上所述，真正要想把“全民阅读”健康、有效、持久地推进下去，首要的是认清导致最需要和最应该读书而不读书的群体的逆淘汰机制的危害，并且逐步改变这种坏机制。至少第一步先把现在的“投机自有黄金屋，取巧自有颜如玉”，恢复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把“吹而优则仕，拍而优则仕”，恢复到学而优则仕，以后在这个基础上再谈“书籍是人类基本的阶梯”那些大道理。
至于“全民阅读”要不要立法，那是把第一步走好了以后的事情。作者：石城吴

深刻，实在！

一个被称为“阳光法案”，旨在公布官员个人和家庭财产的议案，1987年就有全国人大代表在人大会议上提出，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在人大讨论时，竟然遭遇到99%的否决率。自提出之日至今经历了27次全国“两会”；经历了3届党中央领导和3届中央政府，可是依然“星星还是那个星星，月亮还是那个月亮”，民众焉能不陷入绝望的境地？
逆淘汰机制绝非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