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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体制改革到公立医院,真正进入到深水区。中央政府选择许多试点探路,各地方也卖力气摸索。媒体上频传喜报。然而,公众却还是有雾里看花之感,不明所以。给医院“看病”本身就是大难题,尤其是当下公众对医院了解尚少,其中纠葛缠绵多难窥一斑,更觉深不可测了。
近日,本报专访香港医务行政学院理事、中国医院协会学术委员庄一强,由他对公立医院改革中涉及的利益关系作一梳理,希图给公众提供一个宏观视角。庄一强专注于医院管理方面的研究多年,曾走进过大陆近千家大小医院。
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起公立医院,大家总困囿于公益、市场,争论不已,您能否跳出来,给出新坐标系,以便于大家认识医院?
庄一强:在我看来,要在三个层面上理解中国的公立医院:
首先,公立医院是政府在医疗领域的代言人。中国老百姓看到公立医院,想到的不仅是治病的所在,还会联想到政府、公共卫生服务。这种联想绝非无源之水。实际上,公立医院从政府手中得到了巨大的好处。比如:无偿划拨的土地,全免的税收。这都是大钱啊。你想,现在地皮这么贵,如果让公立医院去买,那得多少银子?!
还有一些隐性的政策倾斜,像重点学科的建设,国家级实验室的设立,都在公立医院那里,私立医院绝对是拿不到的。公立医院的医生评职称都比私立医院的方便。
在讨论中,公立医院的院长们是不爱提这些的。他们更愿意说,政府投入如何少,医院多么难,云云。所谓政府投入少,其实是日常运营投入少。政府认为,医院发展起来后挣钱能力很强,没必要时时再拨钱,反而有事希望医院替自己担着点。这就有了很多矛盾说辞。
其次,公立医院本身是一个经济体。它类似于人民公社。院长就是大队长,领着科主任、医生、护士,自己挣钱自己花,怎么挣钱怎么来。因此,你让他搞公益性,他就很不乐意。公益性是请人吃饭,不产生经济价值的。医生会说,我辛辛苦苦的看病不算,还让我垫医药费,凭什么?!
再次,医院是老百姓信心的底线。老百姓可以容忍官员***,只要不太坏就行了,但是对医生的容忍度就很低。为什么?老百姓会想,我这都病了,你还打劫我,是可忍孰不可忍?!何况,医术是跟生命打交道的。古往今来,有“无奸不商”“无官不贪”的说法,可是从未说过“无医不奸”的。如果医生的道德底线在下落,那么整个社会都会更加焦虑、不满的。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一点。
中国青年报记者:公立医院的属性如此复杂,那么院长们的身份就难简单,造成了他们的行为也很奇特。您能否分析一下公立医院院长的“行为艺术”?
庄一强:的确,中国公立医院院长的行为模式非常有意思。有很多地方看起来很扭曲、无法理解。不过,仔细分析,其中仍有规律可循。
政治学的基本规律是,权力来自何方就向何方负责。按老百姓的话就是“有奶就是娘”。公立医院的院长是由组织部任命的,自然向党和政府负责。只不过这个“负责”颇费考量。
“负责”的一个内容是要有政绩。说白了,政治要正确。遇到大是大非不含糊。例如汶川地震了,医疗队马上能派出去。你别看平时他们能和政府讨价还价,这时候绝对不会掉链子。另外,门诊大楼要盖得漂亮,“三好一满意”的横幅要拉全了。人大质询的时候,院长得有得说。这都是台上的。
台下的也很重要。服务好领导及领导的丈母娘。我曾经随一个院长去吃市委书记的饭,一桌子领导都要求这个院长安排看病,还都不是给本人看的。医院的高端病房、特护服务也主要是为这时候准备的。当然,这种服务对医院也不是没有好处。
一般,领导没事儿几年不去一次医院,丈母娘病了,连去两趟。然后找到院长:你们医院电梯怎么这么慢?院长忙不迭说:领导,您不知道这电梯是10年前的,给财政上打了几次报告了,钱就是批不下来。领导一个指示:赶快解决。电梯就不慢了。
在满足了“组织部”的要求后,院长们还得要职工满意才行。要职工满意,最基本的,每年的收入不能降,最好是稳中有升。否则,职工大会群众评议时院长就比较难过了。因此,院长们能没有创收的动力么?!不赚钱,职工也能把你赶下去。
那么,病人的利益在哪里能看到呢?底线上。对于院长们来说,千万不能出“医闹”。不出“医闹”前提是不能不明不白的死人。为了杜绝这种情况,医院要求病人签一大堆东西。患者根本不知道上面写了什么。况且,你即便知道写了什么,觉得不合适,也没有办法拒绝。有一个病人告诉我,麻醉诱导完成,他都在推往手术室的小车上了,晕乎乎的,医院还让他签知情同意呢。正因为如此,医院不怕和患者打官司,只要打,患者肯定输。
院长们还怕一件事,就是内部出乱子。去年,珠海9家公立医院的药剂科主任涉贪都被抓了。这也是院长们力求避免的。
中国青年报记者:人们看到医院,尤其是大医院,总是人满为患,红红火火,为什么一报账总是亏损呢?有的亏损都过亿了。医院的财务状况到底什么样子?
庄一强:从大处看,公立医院略有盈利或者稍有亏损是必然的。我们在法律上定义它就是非营利性单位,它要是像中石化那样利润年年涨,谁也不会答应的。医院的财务人员深明此理。故此,医院的账目差不多,都在保平的上下线晃荡。10亿流水盈利是两千万,30亿也是两千万。
除去体制的因素,公立医院的财务管理也颇有问题。过去五年,中国医院大发展,出现了盖大楼潮和设备竞赛。这大大透支了医院的财务能力。一栋大楼所费不菲,这容易理解。人们却不知道医疗设备也是昂贵无比。我见过最贵的设备是上海某家医院买的直线加速器,治疗肿瘤的,一台就一亿多欧元。现在,中国是全世界核磁最多的国家。
硬件竞赛当然是竞争病人导致的。它又带来两种结果:一是中国公立医院的资产负债比偏高,据我调查,平均在50%-60%,离警戒线不远了,湖南有家医院一年的贷款利息就几千万,我问院长,你能换得了么?他说,发展是医院需要的,反正***党不会让医院关门,楼先盖了再说;二是供给诱导需求,有那么多CT,就得有人去检查才行,过度检查遂成平常。
还有一个特殊情况,我们的院长多是医院里的“一把刀”,技术出身,对管理、财务很隔膜,成本控制不力,“跑冒滴漏”严重,花钱也随意而为。我见过有家医院,光地下停车场就建了5层,空空荡荡,根本用不了。有的医院建锅炉房也要“赶英超美”,贪大求洋,完全不实用。更别说普通的水电的浪费了。那都是钱啊。
医院也有“被浪费”的时候。SARS期间的病房现在还不让撤,“甲流”的又被要求保留。这都是政府的长官意志。医院不愿意的。
还有病人造成的呆坏账。病治好了,人跑了,账没得收;治不好,人死了,钱也没得寻。有的医院这方面损失比较大的。总说医院见死不救,这样的病人来几次,医院当然不乐意干。
中国青年报记者:医生的收入一直是医改的焦点话题,也是医改能否顺利推进的前提条件之一。目前,政府倾向于提高医疗服务费以切断以药养医的旧制,但是人们担心医生明暗通吃,使局面更糟糕,您怎么看?
庄一强:除了政府的投入外,医院的收入来自三个方面:一,医疗服务费。包括挂号费、手术费、护理费等,是医务人员劳务所得。这部分占医院收入总额的20%-30%;二,检查费。什么核磁了、CT了。这部分占30%-40%;三,药费。它的贡献最大,占40%-50%。越低级的医院这部分占比越高。有的医院甚至超过70%的。
在国外,医疗服务费占到医院收入的5成以上。对于医院来说,创造价值最大的无疑该是医生的劳动。可是,我们的医院不一样。现在,挂个普通门诊才6块钱,专科门诊才8块钱,专家门诊也不过是12块。买个西瓜都不够。不管什么医生,只要能够坐诊了,至少是读了5年以上的医科,再加上若干年的临床,难道就不值一个西瓜么?
前几天,有个医生对我说,值了一晚上夜班,从晚7点到早7点,才给医院挣了30块。丢人啊!有的医院为了竞争还免挂号费,这真是对医生和医术的莫大羞辱。
在香港,普通的全科医生看一个感冒就得120元,要是看专科得1000元。他很可能也就跟你聊一聊,最后说:没事儿,回去喝点开水,注意休息就好了。
大陆现在的定价基本上无视医生的知识产权劳作。然而,这又是无法完全无视的。它从无形的医术上转移到有形的药品和设备上去了。因此,大陆的医生明面上创造的价值很低,个人工资收入也很低,但是老百姓看病绝不便宜。
有人怀疑,给医生高薪是否能换得医生的良心。我认为,一个社会决不能穷酸两种人:老师和医生。如果医生收入和劳动不成比例,你要求他如何高尚,那是强人所难。高薪虽然不能直接带来羞耻感,但是却能提高医生违规的成本。
香港普通商科的毕业生出校门工资1万块,医学生3万块。在这么高的收入下,医生就得思量,是多开点药合适呢还是保住饭碗合适。再说,香港对医生的管理非常严格,一旦发现医生违规,就可能吊销行医执照,赶出这个行当。
大陆虽然幅员辽阔,但是在技术上覆盖全国已经不是问题。只需要把医生资格证全国联网,就像你们记者那样,也能够马上查验真假。那么,医生就不能钻信息不对称的空子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没人干这个事儿。想做就能做。
此外,医生的收入和劳动的关系。有人担心,医生养起来就懒了,不养起来就宰病人,很难办。我认为,要让医生的收入和劳动长期相关。不能把医生当成计件工人,使得他开的每个处方都关乎他的钱袋子。可以把医生收入分为多个层级,每个层级拉大距离。设定考核指标,比如工作量多少,患者满意度,在一定期限内考核,达到要求就晋级,这样他就盯着晋级而不是处方了。
总之,如何让医生正大光明挣取其应得的收入,这是医改必须正视的。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其他的最终也难能起效。
中国青年报记者:在医院,人们经常能看到“以病人为中心”的条幅飘扬,但是却很少真能有此感受,这是为什么?医疗服务如何才能真正得到改善呢?
庄一强:目前,医院之间、医生之间拼得是技术和设备,不是服务。患者的就医感受尚不是医院、医生考虑的重点,也没有人能真正敦促他们去考虑。因此,它的改善空间巨大而动力不足。
我们总能看到,患者或者家属在医院里跑前跑后、跑上跑下,其实有时候略微调整下程序就不用这么折腾了。只是医院不爱这么干。对医院来说,“医本位”的特征依旧非常明显。“医本位”类似“官本位”,一切以自己方便为主,你舒服不舒服不在我考虑的范围内。在这种情况下,以病人为中心,只能是嘴上的口号,墙上的标语。
有个院长向我抱怨,说医院新大楼的六部电梯,天天人满为患,不知道怎么回事,让我找找“病灶”。我观察了一个礼拜,发现大量病人都是去八楼的,才导致电梯不够用。再一了解,这个医院最牛的科室设在了八楼。原来,新门诊大楼落成,院长找科主任挑楼层,这个科室最厉害,医院1/3的门诊量都是他们创造的,当然先挑,一挑就是八楼。为什么?八楼最高,高高在上,感觉好。没想到苦了病人。我建议他们转到二层来,电梯马上就不紧张了。
我再说一个实例。 病人灌肠后都要拉大便的。如果替病人着想,肯定在灌肠室里安置厕所。有些医院可不管,它偏偏把厕所放到七拐八拐的地方。有个病人灌肠完要大便,护士一指,出门左拐,走十米,右手就是。这个病人急慌慌的过去,蹲位全满,谁也不让。他忍不住就拉在外面了。你说,病人能不骂医院么?
中国青年报记者:一旦受到质疑,医生总是拿个体差异做挡箭牌,那么个体差异真的那么大么?怎么能够有效限制医生的权力,使之不滥权?
庄一强:个体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不过,医学毕竟是科学,讲规律的。如果只有特殊性,没有普遍性,那么医生只能神仙去做了。医生强调个体差异,无非是放大自己的权力。它等于说“我说什么是什么,你不能有意见”。
这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冒充中医的骗子最多。因为中医最讲究辨证论治、因人而异,同病异治、异病同治。说实话,医生如果真有这么大的本领,患者付多少钱都是愿意的。毕竟他能量体裁衣,找最合适的方子给你。可惜的是,除了少数神医外,大多做不到这一点。他们虽然强调个体差异,可是看感冒都是开头孢。头孢最贵嘛。
现在,卫生部在推行临床路径。这是个规范医生的法子。临床路径最早是美国的保险公司搞出来的。他们当时也头痛于“个体差异”:同样的阑尾炎手术,这个赔1万,那个赔5千,这不乱套了么?为了能够给理赔找到依据,保险公司想出了临床路径的办法。
什么是临床路径呢?打个比方说,你从天安门去东直门,的士司机说,今天长安街堵车,我们改走平安大街,或者平安大街修路,我们改走胡同,都可以。不过,你不能绕到南五环转北五环再回来。一个阑尾炎,要做什么检查,检查出什么状况,做怎样的处理,临床路径都给出个大概来。不排除个别情况,这样就把医生的手规范起来了。
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用难消除,但是也不是说我们无所作为。
转载:中国青年报,记者董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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