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声誉：真的假的？

黄应全


我所在的高校又要进行教师工资改革了，改革把教师分为十三级，其中教授四级，副教授三级，每级都有严格的水平要求。此事颇为复杂，不想多谈。我想谈的是其中涉及的学术声誉问题。这是一个关系到当今中国学术（至少是人文学术）的大问题：如何评价一个学者？如何评价一个教授？通观整个分级体系的标准，我们可以发现，除了无数的量化标准，最重要的一条非量化标准是“学术声誉”。比如：“在本学科领域有较高的学术造诣，在国内外同行中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并取得公认的学术成就。”（二、三级教授要求第一条）很多量化标准如获得哪一级项目、得到哪一级奖励等等都是这一标准的具体体现。我不反对给教授分级（虽然觉得分四级似乎太细了），也相信给教授分级可操作的最佳标准或许就是学术声誉；但是，我深深怀疑以学术声誉为标准的分级方式对于当今中国学术界（尤其是人文学术界，本文侧重人文学术，下同）的适用性，因为是我深深怀疑在今日中国学术界“学术声誉”的真实可靠性。

何谓“学术声誉”？学术声誉就是我们常说的学术名声。商人好钱，政客好权，文人好名，自古皆然。人文学者乃是广义“文人”的一种，自然也好名。好名应不应该？以最纯粹标准来看，似乎不应该。最纯粹的学者乃是无功利的学者，当为真理而真理，只以求真为己任。以求名为目的以求真为手段，已然落入功利学术窠臼，失却崇高意味了。不过，我不是这种高调派，我不认为学术一定要崇高化，学术完全可以以俗常的方式运行。也就是说，我认为，求真与求利并不一定是矛盾的，很多时候是可以共存互惠的。求利对人文学者而言主要就体现为求名，而求名并不一定妨碍求真。实际上，我认为，在学术已经演变成很多人终身职业的现代社会，要求一个学者漠视名声埋头学问既是很不现实的也是极为残忍的，因为学术成为一个人的职业就意味着学术成了他的谋生手段，对其学术水平的评判就事关他用以养家糊口的非常实际的物质利益，而如何评判他的学术水平最可行的标准就是他在学术界的名声，即他的学术声誉。有人说，为什么不直接根据一个学者的真实水平或实际成就来评判他的好坏呢？以真才实学来评判不是最好的方式吗？我的回答是：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可行的。不要以为有些水平很高但声誉不彰的人受到压制仅仅是因为当今中国学术行政化、“外行领导内行”所致，实际上，现代社会学术的日益专门化本身就必然导致有些水平很高但声誉不彰的人可能受到压制。你在学术界总会发现一些名声不大却很有水平甚至比那些“大牌学者”更有水平的人。这在西方也不例外，要不为什么有尼采、本雅明这样“死后成名的人”呢？学术评价向来无法做到完全的名实相符，因为学术评价，尤其是现代社会规模巨大的学术评价，不可避免的是一种公共评价，带有强烈外显化的色彩。不要说那些只有私下口碑没有可见“成果”的人注定得不到承认，就是那些拿出了可见“成果”的人也不一定能够得到应有的肯定。于是，学者在现代社会往往只能依据名声的大小来分出等级。即便管理学术的官员是内行也不得不如此，否则还能有什么更客观的标准呢？正因为如此，我并不反对按学术声誉的大小为大学教授分级。

但是，我很怀疑根据当今中国现有的学术声誉把大学教授分成若干等级的合理性。我认为，在当今中国，学术声誉是很不可靠的。中国古人一贯强调要名实相符，谴责名实相乖，这虽然有过于理想化之嫌，但大体上还是正确的。刚才我已经说过，名实一致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此我们能够得到的不是绝对的名实一致而是相对的名实一致。我认为，在一种正常的（或称作健康的）学术环境下，虽然也存在某些名实相乖的情形，但大体上名与实是一致的。我认为，西方世界的绝大多数地区就是如此。我们所知道的很多西方“著名学者”，他们的名声与他们的学术成就大体上是一致的。这是因为“学术声誉”在西方世界大多数时候是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以合乎学术规范的方式产生出来的。（我不否认，西方世界滥得虚名之辈也不少，西方学者自己也经常抨击这种现象，但我觉得与中国相比它毕竟只是支流而非主流。）要详细阐明西方社会学术声誉产生的机制（不同地方很不一样）我做不到，但我觉得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可以表明西方的声誉机制比我们更合理。最典型的是，西方的学术声誉大多是自下而上、自发地产生的，是一个学者的成就受到较为公正的专家和公众肯定之后产生的；中国的学术声誉则大多是自上而下、强制性地产生的，是由于占据学术高位者的恩赐乃至由于自己和他人无原则的吹捧而产生出来的。我相信，只有自下而上产生的声誉才是更接近实质的声誉，而自上而下的声誉即便偶有接近实质之时大多也都与实质相去甚远。这就像物品的价格，仅当其是市场机制自然的产物之时才是最合理的，而任何非市场的、人为制定的都是成问题的。学术声誉，自然的才是健康的，人为的多半是病态的。

至于为什么西方的学术声誉更自然、更真实，中国的学术声誉更人为、更虚假，是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问题。有人把当今中国学术称为“计划学术”（参见许纪霖《计划学术何时休？》），很有道理，它强调了行政化、官僚化在当今中国学术中近乎核心的地位。但是，“计划学术”说也有其盲点，它过分强调了外因而严重忽视了内因，为学界中人推诿塞责提供了口实。从学术声誉角度说，我不认为当今中国学术声誉虚假化的唯一原因是非学术界对学术界的入侵，我认为还有非常明显的内部因素造成这一现象，坚信学术界中人应该为声誉虚假化负很大的责任。在这里，我们又遇到了当今中国最核心的问题：是制度重要还是人重要？有段时间我是制度优先论者，相信先有好的制度然后才有好的人。但我现在修正了自己的看法。我现在认为，对于大众（处于社会中下层的绝大多数人）而言制度先于人，对于精英（处于社会顶层的极少数人）而言人先于制度。因为我发现，固然有好制度才有好人，但问题是：谁来建立好制度呢？历史告诉我们：只能是社会顶层那些有真正见识和真正责任感的人。于是，处于社会顶层的人需要具有高出常人的见识和德性。在当今学术界也是如此。我说过，学术，哪怕是人文学术都已成为一种职业，一种谋生手段，因此，当今社会的现实是：成千上万的人处于学术行业。这意味着像许多其他行业一样，必定分为少数上层人和大多数中下层人（无论中产阶级有多大，无论是金字塔型还是陀螺型，顶部都只是少数人，不管在西方还是在中国都是如此）。学术界一样可以有地位高低和权力大小之分，存在我所谓学术精英与学术大众之分。于是，在我看来，中国学术界的问题除了政治对学术的干预之外，最重要的便是学术精英是否合格的问题。

正如一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并不掌握在绝大多数人（即我们所谓老百姓）手里而是掌握在拥有最高国家权力的少数人手里一样，某一领域学术的状况并不取决于绝大多数中下层的普通学者而是取决于占据学界最高职位的少数人。（当然，这只是就学术内部而言的。由于学术是一个弱势领域，它通常极易受到其他领域的粗暴干预，主要是政治和经济。这就是为什么学术需要自主的原因，它太脆弱了。）因此，什么样的人占据学界要职就显得至关重要。是陷入恶性循环还是进入良性循环完全取决于少数人的人品和眼光。正如一个或一批既有把国家民族前途扛在肩上的责任感又有看清国家民族发展方向正确眼光的政治领导人可能让一个国家走上正轨，并使得一个走上正轨的国家一代又一代诞生同样英明的领导人一样；一个或一批既有学术眼光又有学术责任感的学术权威也可以让一个领域的学术走上正轨，并在合适的外部环境下催生一代又一代同样优秀的学术权威。相反，正如一个或一批坏的政治领导人会导致整个国家步入歧途，并且灾难性地催生坏的领导人把国家进一步推向深渊一样，一个或一批坏的学术权威会败坏学术，并且周而复始地催生和前任一样的坏权威将学术推向更糟的状况。政治精英不复为真正的政治精英之时，便是“国将不国”之时；学术精英不复为真正的学术精英之时，也是“学绝道丧”之时。把我的意思简单通俗地说，就是：地位越高，责任越大。所以，造成中国学术病态的原因除了外在于学术界的众所周知的因素，最重要的因素便是：“学界精英”远远不配为“学界精英”。

我承认，在今日中国，学者有很多难处，有时用“举步为艰”来形容也不为过。但是，以我混迹学术界多年的经历来看，情势所迫、不得已而为之绝对不足以解释中国学术的问题，学术界上层责任感和眼光的双重缺乏才是其中的关键。看看我们的人文学界，操守没有了，见识没有了，剩下的只有利益。我曾戏称我所在的学术领域为“江湖”。它太像“江湖”了，全国分成不同派系，如同江湖上有不同的山寨一样，那些“学界大腕”就如一个个“山大王”，各自有自己的地盘。这里没有真理追求，只有利益瓜分。据我判断，此江湖已结为一体，山大王们各霸一方，既彼此猜忌又彼此勾结。他们结成同盟，垄断学术资源，彼此买账、彼此提携。一个初入道者，不归这一山门，便归那一水寨，漏网者极少。入门者必须谨守山寨未成文规矩（所谓“潜规则”），如有违反便会革出教门。至于某些自诩“自由分子”、不服管教者，多半备受冷落，沦为少人搭理的边缘人。我的切身经历可以为证。我曾一时脑热写了一篇批评文论界“大腕”的文章，没想到捅了马蜂窝。山大王们勃然大怒，怀疑我是某某某“图谋不轨者”的手下喽啰。我非常错愕，愣了好半天，被单位领导和同事反复规劝教育，被某山大王手下两个御用喽啰写文章骂得狗血喷头，才知道自己的天真幼稚，预感必将为此付出代价。不过，此事证实了我早已了然于胸的一个观察：中国学术界（至少是人文学术界）总体上已经江湖化了。

学术江湖化最大的弊病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是非标准的丧失。是非标准包括两个方面：学术的是非标准和做人的是非标准。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分清什么是真学术什么是假学术和辨别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在学术界是相互关联的：知道什么是真学术什么是假学术的人多半也能分清哪些学者的行为是正确哪些学者的行为是错误的，反之亦然。本来，中国社会的“江湖”（注意不是武侠小说里的江湖），其最重要的特质之一便是只知小德而忘大德，在小处讲义而在大处讲利，讲义气而不讲公义。江湖的本质是拉帮结伙共谋生计，因此小团体利益之上是其根本。在这里，做好事就是做有利于小团体利益之事，做坏事就是做损害小团体利益之事。（这还只是说最理想的状况，实际上，小团体利益也是不平等的，有时干脆被等同于该团体头目的利益。）但是，小团体利益并不等于全民利益，甚至常常是对全民利益的侵犯。如果一个人只知道小团体利益，只知道维护小团体利益，即使他不为个人谋利益（这点往往很难），他可以赢得该团体的拥护却不是一个真正有道德的人。小团体利益只是私利而非公义，是小无私却是大自私。（关于小无私乃大自私，可参见莱茵霍尔德·尼布尔：《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蒋庆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因此，当学术界江湖化之时，学术界首先便转化成了若干牟取私利的小集团，学者多半跟着丧失了基本的道德操守；接着便是把学术变成牟取小集团利益的工具，久而久之学术之所以为学术的核心目标（求真）便也被遗忘得一干二净，学术堕落便成了必然。不妨以我的一次经历说明这点。曾在一次学术会议期间听某著名院校一教授称，其实如果某校某系某教研室有一学科带头人，周围的人不应随便批评他，而应竭力拥戴他，把他“推上去”，围着他一起搞，这样一个学科才能搞起来，因为学科带头人不一定要有什么了不得的学术水平（他还列举了某某某、某某某），关键是把他推上去弄下一些资源来，形成一股势力，大家都可以由此得到好处，否则因他学术不好把他打倒了，他得不到好处你也得不到。当时听后，我只能叹服中国学者的“聪明”，同时自然也为中国学术（至少是人文学术）感到悲哀。

仔细琢磨不难发现，学术江湖化的内部根源（外部根源暂且不论）仍然是前述学界精英的伪精英化。学界精英本来应该是所有精英的典范，如今却变成了所有伪精英的典范。从社会学意义上说，精英指占据社会高层的少数人，不同的社会领域有不同的精英，如政治精英，经济精英，艺术精英，学术精英，等等。但我认为，无论在西方还是中国，“精英”一词都不是单纯社会学意义上的，还有精神方面的。精神方面的精英也指少数人，但指的是在精神方面达到最高层次的少数人。比如在道德上达到最高层次的少数人，在认知上达到最高层次的少数人，在审美上达到最高层次的少数人。就实际价值而言，道德和认知远比审美更重要，所以，精英在精神方面主要指道德境界最高的少数人和智慧层次最高的少数人。真正的精英必须同时具备社会、认知、道德三重含义。比如，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不是平庸的政客）就应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政治精英，他要既身居政治权力最高层（社会方面），又要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道德方面），还要有洞察历史正确走向的智慧（认知方面），三者缺一不可。一个学术精英也是如此。他必须身居学术高位（社会方面），要具备为国家乃至人类学术发展负责的责任感（道德方面），还要具有学术发展方式、学术评价方式等方面的正确知识（认知方面）。只有社会方面没有精神方面不是真正的精英，只是虚假的精英。今日中国学术界的精英不是简单的只有社会方面没有精神方面，而是两方面似乎都有，但实际只有社会方面，精神方面只是皇帝的新装，多方鼓噪让人信其实有实际却并不存在。你经常听到有学术大腕们大谈精神道义，但实际上他们都是手电筒，只照别人不照自己，指责“当今社会”拜金主义、道德沦丧、精神堕落，实际自己就是典型。如此精英，是不是比其他假精英还要假，也比其他假精英还要令人厌恶？

与学术声誉相关的主要是精英的认知方面。在学生时代，我总认为，虽然很多学界判官们最后作了很多让人不敢苟同乃至令人不耻的判决，但那是情势所逼、不得已而为之。十多年之后，我发觉自己错了，的确有少数人是这样，但绝大多数并非如此。即使没有人逼他，有些判官就是不知道学术的是非好坏。对外、对上，他们都是权威专家，外行和上司都对他们有莫大的信任，但他们实际上却是伪权威伪专家（至少是半吊子权威、半吊子专家）。把责任推给制度往往是他们应付内部不满者最常规的手法。但我相信制度不是这些“学界精英”们是非不分的借口，他们的眼光配不上他们的地位才是关键。然而，这就是现实。如此学术界，你还能指望它的评判有多少真实性呢？你还能指望某人的学术声誉有多大的可靠度呢？既然不知学术为何物，学术就成了幌子，成了牟取利益的工具。并且，一旦学术变成了纯粹的牟利工具，判定何为真学术何为假学术、何为好学术何为坏学术反而变得无比重要，因为掌握它就意味着掌握权力，真正的学术标准不复存在，转化成了管他三七二十一“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权力话语，谁有评判权谁决定学术好坏。于是，学术声誉问题最终又回到争夺学术评判权的“政治问题”上来，学术山大王们再次成为故事的主角。一切似乎印证了我本来不以为然的布迪厄观点：学术也是一个充满权力斗争的场域。

可是，我就是顽固地不认同这一切。我说过，我并不认为人文学者一定要超尘脱俗，不食人间烟火，为真理而真理。现代社会的人文学者不得不为名利而真理，不得不以名利为中介来追求真理。但是，无论如何，无真理即无学问，这是学术的第一真理。因此，任何牺牲真理的学术都是伪学术，任何不是由求真得来的学术声誉都是虚假的学术声誉。攫取学术评判权，批准一些项目，评出一些奖项，并不真正能够赐予别人学术声誉；同样，召开某某某学术研讨会，出版某某某学术研究文集，并不真正能够提高某某某的学术声誉。因为真正的学术声誉应该是由真正的学术成果产生公共影响（当然主要在特定的学术圈里）之后自然形成的。

有人可能会说，你说的也许都对，现行的学术声誉的确很可疑，但那就是现实，你能怎么样呢？只要你在高校或研究所当教授或研究员，只要你混迹于学术界，你除了乖乖服从之外还能干什么呢？我的回答是，并非一点出路都没有。否定现行声誉并不等于否定所有声誉。我认为，在中国，可以粗略区分两种学术声誉，一种是由现行体制所所确定的学术声誉，另一种是在现行体制逻辑之外自发形成的学术声誉。我想把前者称为体制性声誉，后者称为非体制性声誉。我不把学术声誉分为官方声誉和民间声誉，是因为用官方——民间二分来描述中国学术声誉现状不够准确。大体说来，似乎可以把体制性声誉叫做官方声誉，把非体制性声誉叫做民间声誉。但仔细琢磨不难发现，常规意义上的官方——民间与此处所说的体制性——非体制性并不一致。体制性声誉固然很大程度是官方的，即浸染了浓厚行政化、官僚化色彩，但并非全然如此，它包括由合乎现行体制“逻辑”的各种因素所确定的声誉，比如我所谓山大王们彼此买账赠予对方的声誉显然不属于严格官方的，但却构成体制性声誉的极重要部分（所谓同行专家认可难道大多不就属于这一方面吗？）。同样，非体制性声誉虽然包括民间（学术的民间当指不在学术官僚管辖范围之内的区域）产生和得到认可的声誉，但在现代社会（不只是中国）仅就学术而言分量极轻，绝大多数仍然是在官方范围内产生和得到认可的。我所谓非体制性不等于处于体制之外，非体制性声誉的特点不在于非官方，不在于完全逸出学术官僚管辖区域，而在于不规矩，不遵照通行的“逻辑”。非体制性声誉是一种越轨性声誉，是疏离体制通行规范的声誉。

正因为存在不同于体制性学术声誉的非体制性学术声誉，我们才可以有一条避开现行虚假学术声誉、趋向更真实学术声誉的道路。我相信这条道路是实际可行的，虽然走起来非常艰难。简单地说，我的观点是，我们完全可以用另一种声音来评价学者，我们完全可以更公正合理地为学者们排序。并且，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可能性，事实上不同于主流的另一种评判标准、另一种学术声誉已经存在。我们需要的是清晰地把它辨别出来，理直气壮地为它辩护，小心翼翼地加以培植。原因我已经说过，这种自发产生的声誉才是更为健康的、更有利于学术进步的声誉，而居于主流的那种被制作出来的声誉则大多已属病态的、妨碍学术进步的声誉。

我承认，这种非体制性声誉还很弱小，其势力远远无法和体制性声誉抗衡，甚至有被体制性声誉吞没的危险。但是，为了中国学术的前途，我们必须严格地把它和体制性声誉区别开来，努力发掘和维护它。否则，人人都与主流同流合污，我们的学术就真的没有希望了，我们作为学者也就没有实际存在价值了。一个天天忙于垃圾学术的人于国家于社会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人也许真的要算是这个世界最无用乃至最无耻的人了。一个捡大粪的都比他强，甚而至于一个乞丐都比他强（乞丐至少没有拿着国家的钱去招摇撞骗）。我觉得，今日中国只要是还保有一点良知的学者（不用做君子，更不用做圣人）都应该尽量远离那个已然腐烂的学术评判机制，加入并协助推进另一个更为健康的学术评判机制。你可能无法逃脱主流体系的束缚，但你至少可以努力疏离它。没有什么体系是天衣无缝的，现行学术体系也是如此。它可能迫使你做很多不愿做的事，但它仍然给你留下了一些可供选择的空间，关键在于学者们是否意识到需要做出不一样的选择并且愿意做出不一样的选择。我所谓学术精英不配为学术精英，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绝大多数“学界大腕”只知道顺从而不知道有另外的选择，甚而至于即使知道有另外的选择也不愿去做，原因大概就是古人所谓“利令智昏”，利字当头什么都不顾了。坦率地说，我对他们已经不抱幻想。如果中国学术能够有一个健康的未来，那也不在他们身上。中国学术的未来在那些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良心未泯的学者身上。

眼下正是我的老家四川发生大地震期间，流行一个说法：为明天祈祷。我想借用来表达我对中国人文学术的希望。我也要祈祷：我祈祷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能拥有一个健康正常的学术评判体系，我祈祷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因为被评为一级教授而真心感到自豪并得到真正的尊敬（而不像今天这样自己心虚、他人不齿），我祈祷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中有真正的大师涌现（而不像现在这样山大王就是大师）。一句话，我祈祷中国学术在最短时间内扫除阴霾，返璞归真。若能如此，不只是我辈之幸，更是后生之幸，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学术造诣，在国内外同行中有较大的学术影响并取得公认的学术成就
就是掏钱发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