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妊娠女性及其医生而言,孕期用药风险显然是个重要的问题。有时这种风险实际上并没有她们所感知的那么大,这种错误的感知可引起伤害孕妇及其婴儿的行为。
在发生沙利度胺悲剧之前,医学界普遍认为药物和化学品并不穿过胎盘,因此没有必要担心孕期用药会导致胎儿畸形。1961年,沙利度胺成为改变所有人认知的重大事件,许多人开始转变观念,认为每种药物均有危险性。然而实际上,在目前处方的药物中,极少有药物已知具有致畸作用。
近几年来有更多的药物被证实是“安全”的。尽管始终有较多的病例和研究观察到一些此前未知的极小风险,但一般而言,文献中表明孕期用药安全的研究数量,多于那些表明孕期用药危险的研究数量。
Bendectin实例
目前的医疗环境充斥着医学法律氛围,在这一环境中执业的医生很害怕被控告。要知道,约3%婴儿的出生缺陷可归咎于偶然性。当孕妇在孕期服用某些类型的药物,便始终存在出现不良结局的可能性,通常情况下这些不良结局会被归咎于药物。
20世纪70年代,围绕晨吐药物Bendectin出现了大量诉讼。该药起初含多西拉敏琥珀酸、盐酸吡哆醇和盐酸双环胺,之后去掉了双环胺。尽管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专家组表示Bendectin和人类出生缺陷之间没有相关性,但生产商在1983年将该药从美国市场撤下,乃因生产商无法负担高昂的诉讼和保险费用。
将近20年后,FDA才宣布该药是因为与安全性和有效性无关的原因被撤市。在这期间,FDA未批准任何一种治疗晨吐的药物,且妊娠剧吐所致的住院率增加了2倍以上(Can J Public Health. 1995 Jan-Feb;86[1]:66-70)。我们从这个例子中学到了教训,在缺乏证据的情况下,错误的感知可导致严重的后果。
夸大风险
多年来,我的同事和我通过简单询问孕妇,让她们估计当前所服用的药物对其婴儿的风险,以此研究孕妇对药物风险的感知。我们发现,暴露于非致畸性药物的孕妇认为她们所生子女有25%的风险可能出现严重畸形。实际上,这种风险仅为1~3%,且与药物本身无关。由此可见,孕妇夸大了药物的致畸风险(Am J Obstet Gynecol. 1989 May;160[5 Pt 1]:1190-4)。相同研究也显示,许多夸大风险的孕妇表示她们将考虑终止妊娠。即使听说药物是安全的,一些孕妇仍考虑终止妊娠。
不止这项研究中的女性因为感知到畸形风险而考虑终止妊娠。20世纪80年代在乌克兰发生切尔诺贝利爆炸后,雅典的女性被告知由于辐射暴露,她们生出畸形子女的风险较高。统计学分析显示该月内,雅典有将近1/4的早期妊娠被终止(Br Med J [Clin Res Ed] 1987;295:1100)。
我们进一步发现,出于诊断目的暴露于辐射的女性,其所估计的畸形风险也较高。这类估计风险可能受广岛和长崎效应的影响,但没有研究对这些事件中非常高的辐射量和诊断检查中非常低的辐射量进行比较。我们也发现,出于诊断目的暴露于辐射的女性由于其所感知的风险,仍考虑终止妊娠。
这方面也涉及社会经济因素。单身母亲在孕期暴露于药物后,终止妊娠或考虑终止妊娠的几率较高。患有精神疾病的女性也有相似的倾向。另一方面,患有慢性疾病的女性可能已经习惯某些药物的作用,因感知的风险而考虑终止妊娠的几率较低。
沟通风险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最新消息显示,寨卡病毒是小头畸形和其他严重胎儿畸形的明确原因。存在寨卡病毒威胁的当前环境中,沟通风险工作具有重要作用。孕妇可通过蚊子和性接触感染寨卡病毒,这是确实存在的风险,不过她们所感知的风险可能是最高级别的。在南美洲,通常不允许进行治疗性流产,因此准确的风险沟通至关重要。
在妊娠期间处方药物时,第一步通常是与专家会诊确定孕妇真的需要使用药物。一旦确定了之后,根据现有最佳数据,不论药物有无已知的风险,都应确保孕妇及其家人熟悉这些情况,做好这种风险沟通工作非常关键。医生可采用畸形信息专家组织的信息等相关资源,以协助了解和沟通孕期用药风险。此外,重要的是,还应指出在每例妊娠中,有1~3%的风险会发生严重畸形,即使药物本身是安全的。对于医生,可将与患者谈话的内容和患者已经了解风险概念的情况记录下来,这是一种明哲保身的措施。
Koren医生是多伦多大学的药理学与药剂学教授、Motherisk项目的创办主任,且是诺华和Duchesnay公司的付费顾问。Duchesnay公司生产用于治疗妊娠期恶心和呕吐的药物Diclegis。 来源:爱唯医学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