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逸事――抓“刺客”（原创

执著 发表于 2015-8-21  09:19
网友的观点供参考：

文革中被伤害的人太多了，特别是那些戎马一生，没有死在敌人枪炮下，却死在“自己人”手中。平反、补发工资、开追悼会，对于死去的人没有什么意义了。

myzmai 发表于 2015-8-13  08:37
历史早有定论，文革是错的。发动文革的初衷是防止中国出现“修正主义”，后来就控制不住局势的发展。

1967年10 月3 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会见由总理努马扎莱率领的刚果(布)政府代表团，周恩来、李先念等在座。谈到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时，毛泽东说:无政府主义也大大发展了。有那个思潮，暴露出来好，我们就可以教育。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我们对这些干部要保护。讲清楚了，他们就不打倒了。努马扎莱说:你们的干部同我国干部有很大的区别。毛泽东说:也没有多少区别。官大了，薪水多了，房子住好了，出门有汽车，架子也大了。 前四条都可以，可以做大官，薪水可以多一点，房子可以住好一些，坐汽车也可以，就是有一条，你不要摆官僚架子。我只要求你一条，把官僚架子放下，跟老百姓、工人、农民、学生、战士、下级一起，平等待人。不要动不动就训人，有道理为什么要训人，可以解释嘛。有的官也不大，如支部书记，住房也不很好，出去没有汽车，薪水也不多，就是要摆官僚架子，动不动就训人。这样不行，老百姓不同意，也要批评你，当然不会因为这些打倒你。努马扎莱说:外国人讲中国乱得很。毛泽东说:有一点乱就是了。就是要乱，不乱不得了。乱了一会就不乱了，请他乱，他也不乱了。乱得厉害就好办事，正确与错误两方面都暴露出来了，胜负就可以分。好像身上长了一身脓疮，脓挤出来了，身体更健康了。现在没有危险了，有那么几个乱的省，除安徽外，我已经走过了。打够了，不愿再打了，问题己解决了。一个工厂为什么要分成两派，而且打得那么凶?这没有道理。谈到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时说:文化大革命是要部分地改造我们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元非是军队、党、政府，部分地改造，包括军队在内。（《毛泽东年谱》）

1967年10 月7 日审阅中共中央关于印发《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的通知稿，对指示作个别文字修改。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毛主席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重要指示》于本日发出。这个文件集中了毛泽东七月十四日至九月二十三日在视察期间对文化大革命的论述。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１〕

　　（一九六七年七月——九月）

　　毛主席说，七、八、九三个月，形势发展很快。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

　　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像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全国的工厂、农村、机关、学校、部队，到处都在讨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过去一家人碰到一块，说闲话的时候多。现在不是，到一块就是辩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父子之间、兄弟姐妹之间、夫妻之间，连十几岁娃娃和老太太，都参加了辩论。
  
　　毛主席说，有些地方前一段好像很乱，其实那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毛主席说，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

　　毛主席号召各地革命群众组织实现革命的大联合。毛主席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一个工厂，分成两派，主要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保自己，蒙蔽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群众组织里头，混进了坏人，这是极少数。有些群众组织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也是一个原因。有些人当了保守派，犯了错误，是认识问题。有人说是立场问题，立场问题也可以变的嘛。站队站错了，站过来就是了。极少数人的立场是难变的，大多数人是可以变的。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做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这样才有利于革命的大联合。

　　在谈到革命大联合以谁为核心时，毛主席说，什么“以我为核心”，这个问题要解决。核心是在斗争中实践中群众公认的，不是自封的。自己提“以我为核心”是最蠢的。王明、博古、张闻天〔２〕，他要做核心，要人家承认他是核心，结果垮台了。什么是农民，什么是工人，什么打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他们都不懂。
  
　　毛主席说，要正确地对待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群众，不能压，主要是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向坏人专政的问题。毛主席说，政府和左派都不要捉人，发动革命群众组织自己处理。例如，北京大体就是这样做的。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原助，捉极少数的人。

　　一个组织里的坏头头，要靠那个组织自己发动群众去处理。

　　关于干部问题。毛主席说，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不好的只是极少数。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要整的，但是，他们是一小撮。我们的干部中，除了投敌、叛变、自首的以外，绝大多数在过去十几年、几十年里总做过一些好事！要团结干部的大多数。犯了错误的干部，包括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坚持不改，屡教不改的，都要团结教育他们。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这个公式来解决我们内部的矛盾。在进行批判斗争时，要用文斗，不要搞武斗，也不要搞变相的武斗。有一些犯错误的同志一时想不通，还应该给他时间，让他多想一个时候。要允许他们思想有反复，一时想通了，遇到一些事又想不通，还可以等待。要允许干部犯错误，允许干部改正错误。不要一犯错误就打倒。犯了错误有什么要紧？改了就好。要解放一批干部，让干部站出来。
  
　　毛主席说，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三结合，巩固革命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我们党，经过延安整风，教育了广大干部，团结了全党，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这个传统，我们一定要发扬。
  
　　关于上下级关系问题。毛主席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搞好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以后干部要分别到下面去走一走，看一看，遇事多和群众商量，做群众的小学生。在某种意义上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
  
　　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者会议上讲。

　　我们现在有的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

　　关于教育干部的问题。毛主席说，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要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地轮训。每省都要开县人武部以上各级干部会，一个省二三百人，多则四五百人，大省应到千人左右。半年之内争取办好此事，否则，一年也可。
  
　　今后，争取每年搞一次，每一次的时间不要太长，大体上两个月左右。

　　毛主席教导我们，对红卫兵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告诉革命造反派的头头和红卫兵小将们，现在正是他们有可能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对他们做思想政治工作，主要是同他们讲道理。
  
　　毛主席在视察各地的过程中，高度赞扬了广大工农群众、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红卫兵小将、革命干部和革命知识分子，在一年多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建立的功勋。

　　毛主席号召他们，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注　释
　　〔１〕　一九六七年七月至九月，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本篇是毛泽东视察这些地区时谈话要点的记录整理稿。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将这个整理稿转发到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筹备小组）、军管会，各大军区、省军区。
　　〔２〕　王明，即陈绍禹，一九三一年一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期间，是中共党内“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主要代表。在党内统治长达四年之久的这条王明路线，无视当时敌强我弱的实际情况，错误地估计革命形势，在政治、军事以及城市和农村工作中实行一整套“左”倾冒险主义的政策和策略；为了强制推行这条错误路线，在组织上以我为核心，对有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宗派主义手段，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在这条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中央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王明路线使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工作都遭受十分严重的损失。
　　博古，即秦邦宪，在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间，担任中共中央和红军的主要领导职务，推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路线。
　　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后，被撤消中共中央总负责人职务。一九三七年先后任新华通讯社社长、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一九三八年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委员兼组织部长。一九四一年任解放日报社社长。一九四五年在中共七大上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张闻天，即洛甫，在王明路线统治中央期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五年一月在遵义会议上，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批判“左”倾军事路线，为会议的成功召开作出了贡献。会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分工，由他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文革彻底否定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和道德修养，使得中国成为无信仰、无道德底线的国家

南宁专区：在贯彻“七·三”布告中发生严重杀人事件（广西文革处遗官方档案）
摘要：
一九六七年五月以后，广西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联合指挥部”(简称联指)和“广西四·二二行动指挥部”(简称四·二二)。两派群众之间矛盾激化，发展到武装械斗。六月十五日，广西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公布了《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在《公告》发布之前，区革筹领导已向各地、市革委保卫组长传达了所谓“‘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总部设在解放路，这个组织在群众组织中，有的地方的头头既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又是群众组织的成员”的指示。六八年七月三日，经毛泽东主席签发“照办”的指示，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宰委、中央文革以中发(68)103号文件发出关于解决广西“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布告(简称“七·三”布告)。
南宁专区革委自中央“七·三”布告下达后到八月八日止，共印刷布告296.5万份，平均每个成年人都有一份。组织宣传队15046个，18万多人。举办“七·三”布告学习班11909期，参加学习61.7万多人。到十月，共揪出“坏人”六万零六十一人，较布告前揪斗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五人；增加四倍多。七月份打死二千七百三十八人，大战八、九月的结果，八月份打死五千九百四十三人；九月份打死一千二百五十二人。两个月共打死七千一百九十五人，占全年非正常死亡总数的百分之四十点六，成为广西“文革”的重灾区之一。其受害人数之多，打击面之广，影响之大，是“文革”中各个时期无法比喻的。
宾阳县在贯彻“七·三”布告中发生成批杀人事件（广西文革处遗官方档案）
摘要：
一九六八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宾阳县在贯彻中央“七·三”布告的十多天内发生了乱打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的严重事件。杀人数量之多，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在宾阳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演出这场大批乱打死人的历史悲剧，是当时县主要领导王建勋、王贵增等组织策划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