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黄冈一位药剂师一家三口感染新冠肺炎治愈的经历

口述||湖北黄冈市中心医院原药剂科主任  王树平
整理||张思玮

划重点：
1.目前，没有抗新冠肺炎病毒的特效药，将一些初步的药物筛选结果，就宣称要进入临床应用是极不负责的行为。另外，对新冠肺炎的治疗，不要将对抗新冠病毒放在首位，什么神药特效药都是在制造话题。而是应该如何根据患者病理和生理状况，调和机体与病毒的平衡，防止并发症，依靠自身免疫功能达到治愈。
2.不要指望新冠病毒疫苗在疫情高峰能发挥作用，从病毒毒株分离，到重组蛋白疫苗，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临床安全风险评估就有很多事要做。
3.我是一名新冠肺炎重症患者，没有服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片，也能好转。当然，也看到过同病房患者服用洛匹那韦/利托那韦片，也不幸离世。到底那些所谓“神药”疗效如何，我不敢断言。
4.康复期患者血清用于治疗新冠肺炎，需要严谨临床研究检验。由于目前的治疗案例缺乏对照组，尚不能评价究竟是血浆本身、还是抗体，或者是特异性免疫球蛋白在治疗中发挥了作用。这些目前都没有系统性的研究结果。我不看好采集治愈新冠肺炎患者血浆用于大面积治疗的推测。
5.在疫情有所缓解之后，应该关注的是重症患者的救治和死亡病例原因的探寻。应该将患者按病理（如年龄）和生理（年龄）等进行分层分类管理，采取不同治疗路径，而不是胡须眉毛一把抓。
6.应该将抑制炎症风暴作为新冠肺炎的治疗重点。哪些人会发生炎症风暴？如何判断炎症风暴临床表现？如何遏制炎症风暴对机体造成伤害？
7.我比较赞同激素的适时合理使用，希望临床大夫在救治重症新冠肺炎实践中，积累经验。
8.中药应该是在西医维持生命的基础治疗上辅助治疗，一人一方的个体化治疗效果更好，我坚持服用了15天中药方剂，用药后胃口改善，腹泻症状减轻。

我们一家三口感染新冠肺炎
1月19日，我被诊断为“感染性肺炎”，并收治？（请补充）医院
此前，1月12日起，儿子因“肺炎”住院已经一个星期了（后来才知道，他是在医院住院收费室上班被感染上）。但治疗效果一直不好。期间，CT复查，儿子肺部阴影在扩大，且持续低热，烦躁不安，不想吃东西。
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病房照顾他，却没有想到这是一个传染性极强的疾病。
而当时，湖北省通报的口径依然是：未发现医务人员感染，未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我也没有太在意有可能被传染。
1月19日早上，我感觉有点乏力，自认为是夜间照顾儿子，没休息好的原因。在夫人接班照顾儿子后，我回家休息。到了中午，我明显赶到背部和下肢肌肉酸痛，头痛，咽干疼痛。随后立即去医院，体温37.1℃，医生建议做CT检查，结果是双下肺肺部呈毛玻璃样阴影，诊断为“感染性肺炎”，遂办理入院。
而那个时候，新冠肺炎在武汉以外的地方几乎没有人谈及。
1月22日，儿子和我的咽拭子检查，确定为“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
更不幸的是，夫人也于1月24日也被确诊入院，至此，我们一家三口都感染了新冠肺炎。

儿子出院，给我和夫人很大鼓励
入院后的治疗是：口服奥司他韦胶囊和连花清瘟胶囊，静滴头孢他啶和左氧氟沙星抗感染，同时用硫酸沙丁胺醇和布地奈德进行吸入雾化，甲波尼龙静滴。用药后咽干疼痛症状有所缓解。
但当时令我最大的感触是：呼吸科的患者明显增加，一些其他科室有呼吸道症状的患者都在往呼吸科转。
当听到钟南山院士公开表示，新冠肺炎可以“人传人”，也证实了有医务人员的感染。我才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
1月21日，呼吸科清理了所有陪护，禁止了所有探视。
随后几天，儿子的病情一直有进展，并表现出气短，胸闷等症状。雾化、抗感染药物、抗病毒药物、丙种球蛋白、激素等临床上能用的手段都用上了，但并未好转。
此时，我的病情也是只见治疗，不见好转。低热、失眠、头痛一直折磨着我。
1月24日夜（除夕夜），接到通知，医院将已经确诊的重症新冠肺炎要转到黄冈市传染病医院。至此，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隔离治疗。
由于这个医院平时接诊患者很少，病房设施陈旧，我住的病房，空调电源故障；照明灯和紫外线灯共用一条电路（入院后被紫外线照了1小时，发觉脸部疼痛，才注意到房间开着紫外线灯）；卫生间无冷水；热水器无热水；护理呼叫系统不通。
直到一周后，上述问题才解决。
好的消息是，儿子经过两周治疗，转院后病情缓解，也给了我和夫人极大信心。
1月25日，我仍然持续低热、头疼、失眠。而这天晚上与夫人同一病房的患者死亡，对夫人惊吓不小，她的病情也有所加重。
之后几天，我和夫人的症状依然没有好转，凭借自身的医学知识，我也逐渐明白，新冠肺炎没有特效药，也没有特效治疗方案，只有靠自身免疫功能慢慢熬。
不过，儿子经过治疗后于1月30日出院，也给了我和夫人很大鼓励。

最难熬的那一夜，我想好了遗嘱
最难熬的一夜是2月1日。当晚，我咳嗽症状加重，血氧饱和度86%、低钠、血压偏低。除原来的抗感染、抗病毒、激素、免疫球蛋白等治疗外，医生又加用了护肝药、护肾、碳酸氢钠、质子泵抑制剂、基础能量输液等。
一直想小便，但就是解不出来，我意识到已经有肾脏损害了。再加上心电监护仪显示的数据，我意识到，生命在进入危险期，我一直强迫自己要清醒，万一有意外，争取留下遗嘱的气力。
下半夜，突然高热39.8℃，这是入院以来的最高体温。我想，这是病毒和机体作最后斗争的时候，只有保持清醒，保持必胜信念，我才能战胜新冠病毒。
至今，我不知道，那个晚上的经历是不是“炎症风暴”前期。不过，从对儿子和夫人的观察，他们似乎也经历过这个过程。
2月2日下午，突然接到通知，我和夫人又要转院去“大别山医疗中心”，这是一个还没有完全建成的新院区，就是将一些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集中隔离治疗。至此，黄冈市的新冠肺炎治疗才真正走上了正规。
接收我的是山东援助医疗队。但在转院过程中，却存在诸多问题，比如，前期医疗信息并没有全部进入新院信息系统，这也导致我和夫人的病情一直反复的原因之一。由于我年龄过了60岁，且有糖尿病，医院曾经想把我转入ICU病房，但我没有同意，原因有三点：
第一，治疗转院已经三次了，我担心治疗的延续性；第二，我对ICU病房的环境有恐惧感，怕进去后出不来，我宁愿安静地死去，也不愿意接受ICU抢救时的治疗模式；第三，好不容易治疗能与夫人在一起，不能再分开，我相信，相互关心和支持的力量对疾病治疗是有好处的。
于是，我主动与大夫交流，有基础糖尿病，抗感染治疗会比一般患者麻烦一些，医生的方案也随时调整，控制血糖，抗病毒、抗感染、激素等，并辅以中成药。我和夫人继续用药至2月12日，复查CT，肺部阴影在吸收，两次咽拭子监测阴性，观察至2月16日，我们夫妻二人一同出院。

疫情失控，不能只归咎于病毒的无情
一家三口经历这次新冠肺炎，就连我这样有专业知识的医务人员都如此恐慌，更何况民众？而造成此次疫情如此恐慌与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在疫情认知预判、危机治理思想、应急管理方法、社会治理结构等层面表现系列性的决策失误和措施不当有直接关系。
早在2006年，国家就颁布了《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湖北省卫健委更是在2019年上半年军运会期间，与军方刚刚联合举办了“防范到位，预防精确”的中东呼吸综合症（MERS）防治演练。却没有想到，在当年年底爆发新冠肺炎疫情时，依然举措失当，力不从心。原因何在？或许只能说明《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存在指导有余，细节规范不足，实操性不强的问题。
更值得一说的就是，一些政府官员的应对能力和管理水平。黄冈市原卫健委主任唐志红在接受央视采访，一问三不知就是例证。现在公务员队伍都是通过“双推双考”机制建立起来的，重视政治性，忽视了专业性。一个学法律的，对疫情处置“找不到方向”是必然的。
最后，还要必须提的是，在疫情如此严峻形势下，信息失实更让人恐慌，一些媒体只追求公众眼球，对专家观点断章取义，不是疫情拐点就是新药见效，混淆公众视听，干扰疫情防控。

看到一位理智，专业的优秀药师，这些记录对我们真的有很大帮助，感谢您的分享！

学习了，谢谢分享

祝贺你们康复，
感谢祖国，感谢湖北，感谢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