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与实例

药物经济学评价方法与实例

一、成本最小化分析（CMA）[1,2]
成本最小化分析，即Cost-minimization Analysis。成本最小化分析本质上是一种当两种比较疗法收益确定是一样时采用的成本-效益分析方法。在确定效果后，这种方法就确定了其中哪一种治疗可减少成本。药物经济学工具比较两个或两个以上治疗干预行为的所有费用和结果。这种方法的目的就是要从多个干预措施里选出最便宜的。
二、成本-效果分析（CEA）
成本-效果分析，即Cost-effectiveness Analysis。如果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药物疗法有相同的治疗目标，但有不同程度的疗效时，那么可以采用成本效益分析。即给定成本的效果最大化或给定效果的成本最小化，是药物经济学评价中使用最广泛的评价方法。
J.A.Kanis 等研究评估雷洛昔芬治疗英国绝经期妇女的成本-效益时采用质量调整生命年和生命获得年数作为取得的主要成果估计成本-效益。研究结果表明，事先没有椎体压缩性骨折的绝经后妇女治疗后获得的每个质量调整生命年需花成本分别是：50岁是18000英镑，60岁是23000英镑，70岁是18000英镑，80岁是21000英镑。与之相应的估计是，事先就椎体骨折的妇女，需花成本分别是：50岁是10000英镑，60岁是24000英镑，70岁是18000英镑，80岁是20000英镑。以上揭示了雷洛昔芬在治疗绝经后妇女不断增大的椎体骨折风险时是合乎成本效益[3]。
Judy W等对氯吡格雷预防冠状动脉继发疾病的药物经济学分析发现，成本-效果评价可以用来寻找最优化的氯吡格雷使用策略。结果表明，冠状动脉疾病组患者中使用氯吡格雷加阿司匹林，在减少心肌梗死、中风和死于心血管疾病的比率上并不比单用阿司匹林有效多少；在有多种易患心脏疾病因素的群组中，使用氯吡格雷死于心血管疾病的比率比单用阿司匹林更高，分别为3.9%和2.2%。最近对冠脉药物释放支架植入术后患者的跟踪调查显示，使用氯吡格雷12个月后仍有增加术后血栓重新生成的风险。因此，氯吡格雷与阿司匹林合用9～12个月，对预防急性冠脉综合症和冠脉支架植入术后患者继发心血管疾病是具有成本-效果的，但氯吡格雷对冠状动脉疾病患者和有多种易患心脏疾病因素人群来说，是否具有成本-效果还未确证。考虑到这些，氯吡格雷应对约5%的不能耐受阿司匹林的患者使用[4]。
Cheryl D等对华法林预防心房纤颤和中风的药物经济学研究发现，通常华法林疗法显示有成本-效果和成本节省效益。但是，用成本-效果对抗血栓治疗进行经济学评价在很大程度上受中风风险和用药后预期生活质量2个因素影响。研究发现，华法林对65岁以下仅有心房纤颤的患者不具成本-效果，但对75岁以上或有心房纤颤和附加风险因素的患者，华法林比阿司匹林有更多的成本-效果。以这种方式，华法林在平均4.6%或更高的自然中风率下具有成本节省效益，2.1%～4.6%(每质量调整生命年数节省低于$66000的临界成本效率的比率)具有成本-效果，低于2.1%不考虑具有成本-效果，甚至在1.1%时，阿司匹林的成本-效果超过了华法林。所以，华法林的成本-效果和成本节约效益并不是固定的，如对自然中风率小于2.1%的65岁以下仅有心房纤颤的患者就没有成本-效果[5]。
Andrew J.Palmer等对厄贝沙坦治疗糖尿病患者肾病的成本-效果研究显示：8个国家近十年来对厄贝沙坦治疗糖尿病患者肾病的药物经济学研究数据表明，使用厄贝沙坦的患者到肾病末期的平均年数为8.23年，使用抗高血压药氨氯地平的为6.82年，对照组为6.88年；平均肾病末期累积发生率分别为36%、49%和45%。这说明对比氨氯地平和对照组，使用厄贝沙坦治疗糖尿病患者肾病获得了更好的生活预期，这与它降低了肾病末期的发生有关。而且，厄贝沙坦的成本节省效益在治疗早期，大多在治疗2～3年内就很明显[6]。


三、成本-效用分析（CUA）
成本-效用分析，即Cost-Utility Analysis。适用于临床结果指标不同的各种不同治疗药物之间的比较。这种分析方法使得对病人生活质量治疗产生的影响和生存可以一并考虑转换成一个共同的衡量单位。衡量这种结果的最常用的的方法是质量调整生命年。
质量调整生命年（QALY）：是一个常见结合生命数量和质量的效益衡量方式。它的计算方法是，评估从治疗中获得的总的生命年数和以每年的生活质量评分（或效用）衡量，以反映这一年的生活质量。
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伤残调整生命年(DALY)是类似QALY的另一个指标，这是由世界银行和世界卫生组织量化全球疾病负担而发展起来的。
健康生命年等值(HYEs)：也提供了一个衡量生命数量和生活质量的方法。QALY是独立地权衡每年的健康状况。HYEs则考虑一序列的健康状况和他们的时间长短，然后要求受访者有多少人的健康生命年相等。
Quan V.Doan等进行制药类生物症状改善抗风湿药(disease-modifying antirheumatic drugs,DMARDs)和传统DMARDs的药物经济学比较研究显示，生物制药类DMARDs(如Adalimumab、 Etanercept、Infliximab)抑制肿瘤坏死因子-α比传统DMARDs（如柳氮磺吡啶、青霉胺、氨甲蝶呤、硫唑嘌呤、来氟米特、环磷酰胺）花费高，但有更多的质量调整生命年数(QALYs)。已有的经济模型及灵敏度分析报告显示，尽管使用生物DMARDs的成本-效果比值 (ICERs)大于$100000，但每QALY的ICERs小于$50000，这暗示了生物药的价值与其他已广泛使用的干预药物类似。尽管如此，由于还未限定价格定点，处方和政策决策者们将最终不得不考虑增加的开支是否获得了临床效果。尤其是为证实生物药在药物停用后的临床效果是否仍有长期经济价值，还需要更多对特定疗法中大量相关生物成分的经济价值的研究[7]。
Majbrit Vindt Holm等评价奥塞米韦治疗丹麦健康青少年和成年人流感的药物经济学时，采用成本-效益和成本-效用分析方法比较用奥塞米韦和一般药物治疗[用非处方药（OTC）对症治疗]。研究对象是13岁至64岁不同健康的青少年及成年人。经济模式包含了第一代和第二阶蒙特卡罗模拟。为了测试分析方法的稳定性，还进行灵敏度分析。主要测量成果：成本-效益研究表现为每天成本获得的恢复正常活动的增益。成本-效用研究表现为单位成本获得的质量调整生命年。结果显示，从社会角度来看，奥塞米韦是一种相比一般治疗具有显著性优势的治疗措施。从卫生保健付款人的角度来看，其成本-效益比为每天恢复正常活动获得增益需12.3丹麦元，单位成本获得的质量调整生命年需5063丹麦元。敏感性分析遗漏了入院接受治疗、并发症及死亡率，显示了越来越高的成本-效益和成本-效用比率。然而，假设健康利益的愿意支付是单位质量调整生命年需26174丹麦元，那么用奥塞米韦治疗仍然具有成本-效果。结论：采用奥塞米韦治疗不同健康的丹麦青少年/成人流感的药物经济学分析表明，从保健支付人的立场来看，这种治疗可以为社会节省金钱，成本相对较低。采用奥塞米韦治疗丹麦健康青少年/成年人流感具有成本效果[8]。

四、成本-效益分析（CBA）
这种做法里，药物治疗的成本和效益都是以金钱来衡量的。成本-效益分析，使卫生部门的支出和其他行业如教育或交通的支出可以进行比较。很少出版成本-效益的研究，这可能是由于道德反对把货币的价值放在健康和人类生活的基础上。不过，例如在估算伤害或死亡引起的赔偿时，货币在健康方面的价值已经被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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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面都是药物治疗方法的经济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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