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容忍什么、憧憬什么

摘编自卢跃刚答友人


你批评说，我的信认为“学会的这次评奖是在参与造假，言重了”，我把学会“希望你配合”等同于“警察要求的配合，就更是一种很不适当的联系”。

我在短信中进一步申明了我与学会领导人以及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优秀报告文学评奖专家委员们妥协底线的很大差异，拒绝了你为学会的辩护，对你的批评也提出了商榷。你说，我们是“多年的朋友”，我同意，只是还要补充，真挚的朋友还应该是诤友。我说，有可能的话，将来我会系统阐述我的意见。

在兑现我的诺言——给你写这封信之前，我做了一些调查工作，跟几位作家、参评委员电话和电子邮件交换了意见；通过百度搜索到了2009年2月26日（也就是我《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写完发出的当天）《文艺报》关于这次评奖的消息及其披露的三十篇获奖报告文学作品的名单。不仅印证了我《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以下简称《信》）中所涉及的内容，而且对这次评奖活动还有新发现。

《文艺报》消息称：“评选活动自2008年启动后，先后收到全国各地报告文学作者报送来的近万余篇（部）作品，组委会经过初评和复评，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评选出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黄宗英的《小木屋》、胡平和张胜友的《世界大串连》、赵瑜的《强国梦》、黄传会的《希望工程纪实》、何建明的《落泪是金》、杨匡满和郭宝臣的《命运》、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理由的《痴情》、李鸣生的《飞向太空港》、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梅洁的《西部的倾诉》、程树榛的《励精图治》、乔迈的《三门李轶闻》、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袁厚春的《百万大裁军》、徐刚的《伐木者，醒来！》、邢军纪的《商战在郑州》、王宏甲的《中国新教育风暴》、张锲的《热浪》、贾宏图的《解冻》、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卢跃刚的《以人民的名义》、李新烽的《非洲踏寻郑和路》、吕雷和赵洪的《国运——南方记事》、杜耀峰的《秦道》、杨守松的《昆山之路》、朱晓军的《天使在作战》、鲁光的《中国姑娘》、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等30 篇（部）优秀作品。”

在此，我要郑重声明，未经我的允许、授权，把我的作品《以人民的名义》列入参选、获奖名单公布，是一种侵权行为。在我口头向负责评选的学会副会长表达了不同意见并申明要向学会提交正式信函，学会已经清楚地了解了此次评奖已有分歧的情况下，仍然把早先的获奖名单交给媒体发表；我的《信》在互联网发表一个星期后，仍然有主流媒体发表包括《以人民的名义》在内的获奖名单，学会没有及时采取措施的行为是相当不严肃的。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获奖名单。我相信，其中的门道，没有中国新时期三十年报告文学经验的人是看不出来的。如果按照学会公布的评奖时间跨度以及“优秀”的标准以及“可以理解的原因”，以我有限的经验和一孔之见，这个获奖名单，概括起来大致有三大特点：1、避重就轻；2、删重取轻；3、以重托轻。


先说“删重取轻”。

我被告知，这次评奖主要是现实题材，不评历史题材写作，这就剔除了一些诸如钱钢、张建伟这样的作家和有分量的作品。但是，邓贤的《中国知青梦》显然是有现实由头的历史题材报告文学。谁都知道“知青”是一个历史符号，只是问题累积到了八十年代初期，发生了知青围攻政府、上访、回城等一系列事件。为什么只评邓贤，不评钱钢、张建伟？张建伟写晚清，历史还远点儿，《唐山大地震》的历史显然比“知青”的历史近得多。钱钢的《唐山大地震》1986年发表时，离地震刚十年！

《唐山大地震》是中国灾害报告文学的开山之作，1986年发表时，可以说是洛阳纸贵，举国震动，是那一年、也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文学和社会事件之一，而且 2008年5月12日发生了四川汶川大地震，受灾人口4600万以上，近十万人罹难、失踪，截止于2008年底的报告文学评奖，极而言之，忘掉任何一篇报告文学都可以，不可以忘掉《唐山大地震》。

静下心来检索三十年中国报告文学走过的道路，按照现在评出的结果为标准，可能也挂一漏万，我发现此次评奖虽声称有近万篇（部）报告文学参加评选，“忘掉 ”（是不是“忘掉”还存疑）的作家、作品还是很多，除了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还有麦天枢《西部在移民》、《活祭》，贾鲁生《丐帮漂流记》、《第二渠道》，岳非丘《只有一条长江》，沙青《依稀大地湾》，马役军《黄土地，黑土地》，高耀洁《中国艾滋病调查》，朱凌《我反对——一个人大代表的参政传奇》，陈徒手《人有病 天知否——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文坛纪实》，戴煌《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张庆洲《唐山警示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南香红《王选的八年抗战》，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阶级的呼唤》……

都是题材重大，创作严肃，理性冷峻，深刻反映中国社会变迁并引起广泛影响的好作品大作品，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水平和影响力远在此次一些获奖作品之上。为什么就被中国报告文学界你们这些老江湖给“忘掉”了呢？这些作家（记者）这些作品，你们有的熟有的不熟，熟的，“忘掉”？生的，活该？熟的生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评奖本身？这是不是像那个顺口溜，“说你行……，说你不行……”？

“删重取轻” 此其一。其二，获奖作家的作品，故意选了调子比较高，色彩比较积极、明朗，政治上比较贴近主旋律，麻烦比较少比较次要的作品，回避了题材重大、具有社会批判精神和社会影响力的重要作品，譬如胡平的《中国的眸子》（以下简称《眸子》），理由的《元旦的震荡》，陈桂棣的《中国农民调查》，赵瑜的《马家军调查》、《革命百里洲》。

相比于《眸子》，不知道胡平是否同意我的观点，他与张胜友合作的《世界大串联》根本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作品。《眸子》讲述的是江西女子李九莲的故事，她因为反感文革，怀疑文革的正当性，讲出了自己真实的想法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77年12月，也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一年被判死刑，临刑前，舌和下颚被竹签穿过被固定而不能言，几近张志新割喉、史云峰缝唇。为李九莲伸冤的烈女子钟海源也以“现行反革命”被判死刑，更残忍的是，行刑时，她被枪击右胸，“活体取肾”，为一个权贵子弟进行肾移植。

为什么偏偏要选《世界大串联》？2005年，理由出了一笔钱，资助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十位报告文学作家的选集，其中有我和胡平，我的选集书名是《以人民的名义》，胡平的书名是《眸子》，可见胡平自己也特别看重这部作品。我的《以人民的名义》得到恩宠，为何胡平的《眸子》一边稍息？你是参与编选并作“总序”的人，你是了解情况的，没有站出来力争？

我注意到了胡平的合作者。我听一位评选委员说，当初这位合作者要求参评他的一个歌颂邓小平、歌颂改革开放专题片的电视解说词，评委们说不合适，电视解说词不是报告文学。这位合作者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报告文学学学会副会长，是不是他提出要求，不评也不好，拿胡平垫背，跟他“合作”一下，既有了胡平这位不可或缺的作家作品，又降低了胡平作品的分量、风险，最后更照顾了张胜友，一举三得？

理由和陈桂棣的情况相同。相对于理由 “小说式”的报告文学《扬眉剑出鞘》、《痴情》等，《元旦的震荡》更像是一部非虚构作品，更有分量，1988年评上了“中国潮”一等奖。陈桂棣《淮河的警告》是部好作品，作品发表后，我出席过作品讨论会，会上还跟一位小说家就环境与发展问题有激烈争论，但是与《中国农民调查》相比较，影响力就差得太远了。

（略）

我承认，我们被组织了，我们必须以他们准许的方式和语调说话。正因为如此，我们知道了自己的存在。放在当下的语境里，被组织被管制被压抑被蹂躏被害怕被恐惧逐渐演化为一种习惯，习惯又逐渐蜕变为自然，自然便顺理成章，为施虐受虐的习惯和自然辩护似乎也就天经地义了。施虐者和受虐者历史与现状合理性的论证是公然的，而且这种论证即是害怕、恐惧的心理释放，也是虚拟安全感和预期利益的获得。这不是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或“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中国式后极权主义变异？


这时，我们发现，要维护我们的既得利益，就必须维护平时让我们非常厌恶且非常恐惧的制度安排，完成个体心理救助、补偿的社会性转换。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严重患者。我们对这种社会心理疾病的警惕、研究、防治是远远不够的。当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免于恐惧的自由和言论、思想、创作的自由是治愈这一社会心理疾病的前提。


面对强大的政治压抑，即在政治制度变革的宏观层面上，我们很难有所作为。但是在中观和微观层面上却可以大有作为。有人说，中国当今社会是“没自由，有空间 ”，空间（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公共性空间”，而不仅是合理的利益空间）是挤出来的，争出来的，打出来的。俯首帖耳没空间，俯首帖耳的表现只能导致平庸、蹩脚、愚蠢和智力低下，可能那些你想讨好、献媚的权贵骨子里都未必瞧得起你。什么是挤、争、打的武器，面对专制极权主义，怎么才能让自己体面、有尊严？目前我能想到的，只能是专业主义。不能硬碰硬地提升专业意识，坚持专业标准，恪守专业伦理，抵制专制意识形态和人事侵入，于是包括中国作家协会在内的中国大陆绝大多数文学、艺术、新闻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类的专业团体办成了帮会（各级学会、协会少数人组成的被恩准的利益集团）、堂会（热热闹闹，吃吃喝喝，你好我好大家都好），下作和沦丧就是必然的了。


专业主义的伦理很简单，它是常识论理的专业化体现，容易理解，也容易遵守。面对金钱，我是以专业化标准和自尊获取利益的（可能利益更大）；面对强悍、蛮横的干涉、管制，我会说，我只想当一名好记者好编辑好作家好法官好教师好学者，而“好”是有专业标准的，你不是专业人士，请免开尊口。退一万步说，我只想做一个心智健康、言行一致的好人，我有起码的良知，我将用谦卑的口吻告诉你，你不应该强迫我跟着你学坏，香臭颠倒，是非不分，你曾经这样做过，现在不允许了。这个要求不过分。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我被告知：作为个人采取行动可以，作为组织机构就不行了。这有什么区别？有区别，没有本质的区别。组织机构不是由每个人构成的吗？机构的意志，是每个人意志的集合。机构不是雨伞，不是个人卸责的垃圾桶。你说个人意志“难以实现”，那要看去没去努力，怎么去努力。我要提醒的是，我在这次评奖活动中看见了某些个人意志，这个“意志 ”是既有经验的精准印证，更有削足适履又不知其履有多大的惶恐揣度，当然也有既得利益最大化、万无一失的“自律”，以及组织和个人的政治表态——你看我不是在添乱，而是在补台；我没有反骨，也不会提批评意见，我是个乖孩子；为利益预期增加筹码。


评奖是一种社会行为，我说“自我意识和历史感 ”，是说我们的行为一旦具有社会性质，就要根据社会各种因素反应的可能性和被历史凝固的传播景观来决定我们的行动选择，否则可能是盲目的，自欺欺人的，甚至可能是助纣为虐的。我们不能永远用无辜“受害者”的角色来躲避历史责任。我们是历史的一部分。我始终在说：我们既是受害者，也是参与者，只是参与的程度不同罢了。


《信》在互联网流传后，有位此次获奖的老朋友追问我：你写《信》到底要干什么，到底要达到什么目的？我说，我只是想表达自己的立场，告诉他们，我的底线在哪里，别人怎么玩儿我不管，也管不着，我只是想说：我不跟你们这么玩儿。这纯属个人信念和历史心理问题，与别人无关。再者，我与王康兄有着共同的憧憬：自我启蒙，如康德所言，“从自愿接受‘监护’的状态中解放出来”。

卢跃刚致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信

卢跃刚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各位会长、理事：

    说实话，我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理事，给你们写这封信我有点犹豫，大家都是熟人、朋友、同仁，话说轻说重了都不是，但是兹事体大，据我所知，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界评奖没有原则，已成痼疾，不能不说。

   前不久我接到学会的电话通知，说我1993年发表在《当代》上的报告文学《以人民的名义》经专家评选，获得改革开放三十年三十篇优秀报告文学奖，不久将会在《文艺报》上公布获奖名单。我得知，这次报告文学评奖活动规模宏大，涵盖了1978年至2008年三十年中国大陆发表的所有报告文学，获奖的三十篇报告文学代表了新时期报告文学的最高成就。

   同时我被告知，“可以理解的原因”，新时期报告文学最重要的两位作家刘宾雁、苏晓康的作品不在这次评奖之列。因此我有疑问：如果剔除了刘宾雁、苏晓康，三十年报告文学的历史是完整的和真实、客观的吗？获奖作品能代表三十年报告文学的“最高成就”吗？这不是买椟还珠？

   请看刘宾雁的作品：《人妖之间》、《第二种忠诚》、《千秋功罪》……

   再看苏晓康的作品：《阴阳大裂变》、《神圣忧思路》、《洪荒启示录》、《乌托邦祭》……

   至今我们都很难忘记这些作品发表后社会反响的盛况。无论是从影响力而言，还是从文体的开创性而言，即对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的贡献而言，当下获奖的同时期作家没有能超过刘、苏二位的。取消了头马的竞赛有什么意义呢？相信了解这段文学史的作家、评论家会同意我的意见。

   我始终以为，评价二十世纪中国报告文学，书写新时期报告文学的历史，绕不开刘宾雁、苏晓康，他们是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标志性的人物。这个意见，九年前两位会长主编“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时，我就专门致函阐述过。

   由于二位主编坚持绕过刘宾雁、苏晓康的“大系”编辑意图，我拒绝了参加“大系”的邀请，并说，如果未经我的同意授权，强行选编出版，将诉诸法律。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困难，这样的编辑意图，用历史的眼光看，“重要作家大系”没有主编声称的那么重要，如果说重要，那也是他们自娱自乐的重要。

   事实也证明，“绕开”的选取、编辑的想法和实践，社会传播效果恰好是负面的。

   2005年12月6日，刘宾雁在美国去世的当天晚上，我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演讲，演讲题目正好是这次获奖报告文学的题目“以人民的名义”，我在课堂上临时更改为纪念刘宾雁的“记者的底色”，向同学们介绍刘宾雁，介绍中国报告文学讲真话的艰难历程。

   在这里我要告诉各位，那天的演讲令我震惊。我现场测验，我的听众——新闻传播学院的研究生们不知道“刘宾雁”是谁，更不知道他有什么作品。

   “刘宾雁”这个一度代表着知识分子“良知”的名字在短短的十六年时间里——不到一代人的功夫，被他的祖国忘记了。事后，我公开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有一个人，叫“刘宾雁”》。我在文章里说，“忘记真实的历史，制造虚假的历史，本来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预谋。一直到今天，我们还生活在这场预谋之中。”

   本来，忝列“中国二十世纪报告文学重要作家大系”和三十年改革开放报告文学大奖获奖作家名单，应是很高的评价，我应该感到极大的荣幸。但是，摸着良心讲，我实在荣幸不起来。恰恰相反。我必须告诉各位，我不能参加这次评选。这次评选的标准、结果，有违我报告文学创作的主张和价值观、历史观，也有违我之前做出的相关决定。

   我有起码的自我意识和历史感。我不愿意被一种无形而强大的东西裹挟，不愿意参加这场“旷日持久的预谋”，哪怕这种裹挟和预谋对于我个人来说有诸多好处，譬如名利双收，既有出书稿费、获奖奖金，又能赢得更高的社会声誉；而且包含着某种善意，譬如公正地评价我的报告文学成就。面对善意，我的态度是：坦率地表达内心真实的感受，追求虚荣，虚与委蛇只能是亵渎。

   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的虚与委蛇。我们需要妥协，但是妥协必须有一个限度，超过了限度，妥协毫无意义，甚至可能堕入谵妄、虚荣。

   这次获奖的《以人民的名义》及其续篇《讨个说法》的责任编辑是刘茵老师。《以人民的名义》写的是一起迫害人民代表的案件，在1993年第三期《当代》发表后，我面临强大的压力，湖南省委诬陷，某领导批示，全国新闻记协、新闻出版署、团中央组成了联合调查组对我进行调查。刘茵老师力主召开《以人民的名义》作品讨论会，支持我二赴湖南调查，把新闻报道中的“连续报道”样式引进报告文学领域，并于当年发表了续篇。所有经过历历在目。

   刘茵老师也是《刘宾雁自选集》的特约编辑。这本自选集是在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的，可见刘宾雁对刘茵老师的报告文学理念和专业水准的高度认同。她在电话里给我讲述着她与刘宾雁交往的故事。这些故事给人温暖，给人希望。这些故事今天不会有了，是不是永远不会有了？

   七、八十年代读者对报告文学作家的尊敬、信赖、支持，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后对社会的震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刘宾雁、苏晓康等作家开创的批判现实主义创作态度和立场，以及坚持这一立场显示出来的作家的人格魅力，是七、八十年代中国报告文学的基本特征，正是这个基本特征掀起了一场持续了十年左右的报告文学风暴。刘茵老师，报告文学学会绝大对数主席、理事，包括我在内，都是那场文体风暴的参与者和见证人。

   我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连续七、八年担任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类新会员入会审批专家，我的印象中，有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凤毛麟角，一两部而已。这个情况说明，从九十年代末开始，报告文学的真精神在退化，作家、作品出现了巨大的断层。有作家公开在媒体上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首先是党员，其次是作家”。这种工具论、喉舌论的献媚，文革后，连那些最左的作家、评论家都不好意思说，而且许多中国当代文学的过来人，特别是像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等“文艺沙皇”级别的人对此都有检讨、忏悔。

   当然，我们不能说七、八十年代报告文学的风起云涌是一种常态，用纯粹专业的眼光看，还有很多缺陷和瑕疵。报告文学的崛起、勃兴与新闻管制、信息渠道稀少有关，也与中国社会倡导开放改革，清算专制蒙昧、领袖神话，进入启蒙时期早期——文学社会、文化反思有关。一方面是言论自由的钳制，一方面是新闻媒体、文学出版，作家、记者在社会关系中的体制性稀缺和强势。

   报告文学写作，本质是非虚构写作。报告文学应该说是新闻写作的一个变体，只是由于作家的大规模介入，强调文学性、可读性，很大程度地忽略了覆盖了新闻性、文献性，使这个新闻的变体成为了文学的变体。后果是，今天我们很难把相当部分的七、八十年代的报告文学看作是“历史的初稿”。

   晚年刘宾雁的写作很谨慎。有人告诉我，他的谨慎甚至有点苛刻。他不认为海外“流亡者失去了大地，却获得了天空”，能够了解大陆中国。

   九年前，他读了我的全部作品，给我来信说：“1990年后没有出一本书，只是在积累和思考。如你想象，同时致力于谈历史、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力求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重新认识50年来的中国，拟透过个人经历与见闻，把中国何以变成今日模样这个故事说上一说。原计划于1999年完成，不幸失败了，正准备重新动笔。十之八九要借用你对于九十年代中国的观察。”

   现实批判和文化反思也有可检讨之处，首先是批判工具的简单化，其次是社会变革制度和文化参照理想化、浪漫化。五四以后，“革命压倒启蒙”（李慎之语），“革命走向极权专制”，战争、革命、运动、动乱，作为长久的思想管制、精神压抑的剧烈反弹，急躁、激进必然是知识分子社会改革的主要心态和征象，《河殇》走到了极致。

   2008年秋天，美国新泽西普林斯顿森林琥珀颜色的时节，我见到了苏晓康。他带着车祸余生的妻子傅莉一块儿来吃晚饭。他送了我一本书，《离魂历劫自序》，是他台湾媒体专栏文章的结集。对此，苏晓康本人在书中有宿命般的深刻反省。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那已经是一段难以抹杀的历史。今天三十年三十篇报告文学评奖，排除刘宾雁、苏晓康，作为获奖者，至少我有这样的强烈感受：这是让我们这些三十年报告文学文体风暴的参与者和见证人来抹杀历史，严肃讲，是一种对作家人格和智力的调戏和侮辱。戕人，然后自戕。

   不瞒各位，2006年2月冰点事件，我被撤职的第一理由，恰恰不是冰点被粗暴停刊整顿的抗议，而是我在网络上公开发表纪念刘宾雁的文章。这个理由令我震惊。刘宾雁是我供职的中国青年报的前辈，患癌症思想归国而不得，去世后魂飘海外他乡，一个后生晚辈写篇纪念文章而获罪，不是典型的以言获罪么？这是怎么了？历史进步，怎么进步到了这般模样？

   我想，他们对我的惩罚，大概是因为我向国人介绍了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叫“刘宾雁”的存在，并且表达了我对一位身患绝症的八十岁老人去国怀乡，想落叶归根而没得到人道主义回应的不解不满。我只是讲出了真话。

   我给刘宾雁回信说：

   “我重读了您在台湾出版的《自传》。这部书是八年前台湾中国时报总编辑陈国祥先生送给我的。八年前读，八年后读，感受完全不一样。因为这八年我经历了许多风雨。我深深地知道，您一生的遭遇，也是报告文学在中国的遭遇，也是讲真话在中国的遭遇。我始终搞不懂，为什么一个执政党害怕讲真话，鼓励讲假话、讲空话、讲大话、讲套话；为什么不害怕因此伤及执政党信用，伤及一个12亿人的伟大民族的精神和筋骨？”

   撤职对他们来讲，是惩罚，是淫威，对我来讲，谢天谢地，是自由，是解脱。这几年在家潜心读书，研究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国当代史和中共党史，访问了大量的中国革命和改革的当事人，自有一番天地和快乐。

   在这里，我要跟各位分享的是，研究中国近、当代历史（如果想秉持严肃的历史态度认真研究的话）如同打扫奥革阿斯牛圈，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把那些出于政治的需要被忘却被蒸发的人物打捞回来，还历史于本来面目。刘宾雁、苏晓康仅是一例。更有甚者如赵紫阳。

   一直到今天为止，电视、广播、报纸、杂志、书籍不准出现“赵紫阳”这三个字。赵紫阳当过总理、总书记，改革开放进程中居功甚伟，杜润生说，赵紫阳奠定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格局，大轰大嗡宣传改革开放三十年，很多出版物实在是回避不了，就用“国务院院领导人”、“国务院主要领导人”、“中共中央负责人”来暧昧，好像出现了“赵紫阳”，之前和当下领导人就会神光褪色，就不伟大、光荣、正确，天下就大不太平。

   “赵紫阳”的历史痕迹被洗的白茫茫大地一片干净，以至七、八年前中国青年报摄影部招新记者，几十个重点大学毕业大学生、研究生应聘者，不知道曾经有个“赵紫阳”当过国务院总理。我们的教育部门、意识形态部门真成功呵！1989年开始算起，从轰轰烈烈最重要最显著到销声匿迹人间蒸发，也就是十几年的功夫。

   除了赵紫阳、刘宾雁、苏晓康，曾经人间蒸发过的重要历史人物，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我们能列一个长长的清单。

   这种精神状态和治国理念，说起来挺猥琐的。历史上猥琐过，现在继续猥琐。对待历史鬼鬼祟祟，其状不忍卒睹，往往掩卷长叹！什么时候能不鬼鬼祟祟？吾道不孤。《炎黄春秋》2008年以来，连续地发表了纪念赵紫阳的文章，给与赵紫阳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贡献以公正的评价。

   我以为，只要严肃对待历史，完全可以找到堂堂正正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周全办法来评奖。我作为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理事和作品获奖作家，要求学会给我提供这次评奖活动的评选标准、参评篇目、获奖名单、专家委员会名单，就是想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办法，但是至今没有等到。

   让参选作家和公众了解评选规则、专家组成人员是一个不能省的程序。这是一个组织的行为是否公正是否客观是否权威必备条件。我不想有被恩赐被裹挟的感觉。

   学会给我打电话，要我“配合一下”，我不知道该怎么“配合”。像骡子像马那样到领奖台上去遛一圈叫“配合”？不“配合”就是不识好歹？还有了，“配合”谁，“配合”什么？去年一位朋友被非法软禁在家，不让去参加一个葬礼，便衣警察堵在门口说，“你配合一下我们的工作”。都是“配合”，此“配合”与彼“配合”有什么差别？此“配合”是规劝，彼“配合”是警告，相信两种“配合”间有一种内在的同构的逻辑。“配合”俩字让我听了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我知道搞一次评奖活动不容易，拉赞助，选文章，开会，投票，出书，一大堆具体事麻烦事；也知道二十多年来各位为中国报告文学的创作做出了许多艰苦的努力，推介作品，支持作家，我本人就是这些努力的受益者。我对各位的工作充满了敬意。我也知道，学会和各位评委包含某种善意，然而你们的善意并没有改变虚构历史的事实。就虚构历史而言，善意、恶意的社会效果是一样的。

   我的态度，一言以蔽之，不管是什么理由，一个从事非虚构写作的作家以及以非虚构作家组成的学会参与虚构历史，太荒唐。这个行为在客观上动摇了报告文学作家的社会信用，颠覆了以往非虚构文学创作的道义基础。

   因人废言，因人废史，已闯下过弥天大祸。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不能讲真话，但是我们可以沉默，不讲话。这是现行体制下一名作家做人做事最起码的要求。所以我向各位澄清立场：此事关涉原则，既如以往，恕不“配合”。

卢跃刚2009、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