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改三愿

胡晓翔(中国卫生法学会理事\江苏省卫生法学会副会长)

　　 对医改方案的评价，必须建立在对疾病和健康服务根本规律、属性认知的基础之上。
　　“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是***保障的具体措施，是政府行为，绝非个人行为，不能推向市场。
这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基准点,也是评价医改方案的金标准。
新医改方案比较明确地体现了非市场化的正确价值取向，“加快推进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健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促进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逐步均等化”等主要改革措施，及明确承诺“3年内政府投入8500亿”，都是***主报告精神的体现,也是政府勇于担责、体现宪法责任之举，这是本轮医改成功的最可靠保障。
当然,新方案的出台，还仅仅是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正确的价值取向上迈出的第一步，今后，还有一系列配套的重大举措需要缜密论证、精心构思、审慎布局。举其要者，笔者以为，有以下三个目标\愿景，是近期医改深化落实的首要工作。政府必须组织相关部门的力量，有的放矢地筹划。
第一：国家必须高调地建立民众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免费享受制度，公立非营利性医疗机构定位为行政主体，其从业人员为国家公职人员，公立非营利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在法定服务领域形成的医患关系的法律属性明确定位为行政法律关系，其侵权损害赔偿适用国家赔偿法。这是医改近期的“锚固性目标”，政府应当尽快出台分期实现的时间表。
这个目标的锚固锁定，是医改真正成功、快速成功、避免倒退、规避反复的保证。
这个目标，一定要，也一定能够很快达到。理由，只需要以下两点就足够了：
首先，这是党的***的既定方针，也是人类普适的文明准则。
其次，改革开放已经使得社会奠定了雄厚的经济实力、获取了足够的财富积累，政府、国家公权力架构与人民共享改革经济成果的时机已经成熟。

第二：必须颠覆性地重构和改造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具体，有两件事是重点：

首先，诸险合一、建立统一全民医保体系：
目前政府提供的有关医疗卫生服务保障的现状可谓险种林立、多头管理、制度摩擦、管理成本增加，且缺乏总体规划、缺乏相互衔接、缺乏公平机制、缺乏管理效率，因此，合并山头、诸险合一，促成医保体系由繁杂、低效向统一、高效转变，最终形成覆盖城乡全体居民的统一的医疗卫生服务保障制度，是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建设的主要当务之急。

其次，在名称上，有必要对不同性质的两种医疗风险分担机制加以区别。
政府供给、市场供给的两种疾病风险分担机制，有其一致性和互补性，但是，毕竟也有十多个方面的差异。加之目前我国商业医疗保险行业的社会形象还不够完美，社会感召力还比较弱小，因此，有必要在名称上，对两者加以区分。
政府供给的医疗保障机制，可以命名为“社会健康照护”，对应的英文译名可以用Health and Social Care。商业性医疗保险服务仍用“医疗保险”一词，英文译名对应以Social Health Insurance。建议在今后制定文件，和有关法律法规立、改、废时，注意区分使用。
第三：与医疗卫生保障工作有关的一切部门的从业人员，要多读书、勤思考和精辨理，切实把握人类普适文明伦理准则、宪政要义和有关领域的专业科学规律，并以之指导、规范实践工作，不说、少说外行话，不做、少做疯狂事，民主决策、科学作为、依法行政。
2009年2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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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医改,本人的基本观点简单表述在《我的医改宣言》里，而上面的“三愿”是“续集”。为便于说清心中的想法，再把“宣言”贴出来，与大家交流。

我的医改宣言

胡晓翔

　　“有啥不能有病，没啥不能没钱”，这是普通民众的共同感慨。
成功、幸福的人生、家庭，自然是丰富多采，而不幸的家庭和人生，虽各有其因，但，往往是贫病交加，或者，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
　　疾患伤病的发生有哪些特点？我认为，是“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并存。
　　所谓确定性，是说，每一个个体和家庭，你注定迟早要遭遇疾患伤病，要与医疗服务行业打交道。
所谓不确定性，是说，一个个体或家庭，何时何地罹患何种疾患伤病，需要花费多少钱，会是何样的结局，是不确定的，难以预测，更无法规划、控制。
　　这俩特性的挤压，使得每一个公民和家庭对未来没有稳定的安全预期，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安定感，削弱人生幸福感，侵蚀社会和谐感，抵消时代进步感。
　　因此，***总书记在***主报告中阐明：“健康是人全面发展的基础，关系千家万户幸福。”可谓一语中的。
中国政府先后于1997年10月、１９９８年１０月签署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充分显示了中国政府开展国际***合作的积极态度。２００１年２月２８日，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２０次会议作出了批准《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决定。中国对此项公约的批准，表明了中国对国际普适性的***观的尊重和承认，意义确实非常深远。那么，为《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载的每一权利的实现提供最低限度的基本保障是缔约国不可克减的核心义务。国家在健康权方面负有实现的义务，即有义务推行国家健康政策，并将可获得的预算的足够比例用于健康。有义务提供必要的健康服务，或创造条件使个人有足够和充分的机会享受特别包括保健服务、清洁饮用水和适当的卫生设备在内的健康服务。
一个国家一旦加入公约，就受到了一种制约，就有了实施公约、推进***保护的义务。我国对《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意味着我国承认公约的法律约束力，承诺实现公约规定的各项权利和义务，同时还意味着我国要定期向国际***组织报告实施公约的情况，接受它的检查监督。
生存权是最重要的***，生存权不仅仅指生命权本身,还包括维持生命健康的各种必须的条件,因此,生存权必然导出生命健康权，也就必然要求政府确保“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权”。
中国是联合国成员国，接受《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条款，承认和重视***在社会发展和人类进步中的重要价值。***同志在《中国***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将尊重和保护***。
所以，胡总书记在１７大主报告中一以贯之地要求：“坚持公共医疗卫生的公益性质，强化政府责任和投入。”这其实就是在政府兴办的保障性医疗卫生服务领域“去市场化”的宣言。
曾经喧嚣一时的“市场论”体现了“政治上的反动”，即，“背离现代文明潮流、世界发展趋势、人类共同理念”，背离党中央、国务院一贯的的方针、政策取向，而且与国际通行价值取向相悖。
“市场论”也体现了“技术上的失误”。
实际上，所谓充分发展、无所不在的市场，并不会发挥神奇的不可见的手的作用去调节资源，达致合理的配置，因为均衡只是在有限范围内出现，市场的本性内含着的正是不均衡的大起大落。由于市场配置机制存在失灵和固有的弊端，这就需要社会和政府承担起补充市场配置之不足，纠正市场配置所带来的各种社会缺欠的责任。
何谓公益？公益就是大公无私或先公后私。
公益即“社会的公共利益；对公众有益的事”。唯如此，卫生事业才能够“坚持以社会效益为唯一原则，正确处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可见，公益性与福利性两者间并无根本矛盾，就“非市场性”、“非盈利性”角度而言，两者是完全一致的！所以，在外文中，“公共福利”与“公益”是同一个词（组）：public welfare（英）、das Gemeinwohl（德）。
　　公益属性标明了政府兴办的保障性医疗卫生服务事业的目的、路径；
　　福利性，是实现这样的公益事业的手段、方法。
　　“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是***保障的具体措施，是政府行为，绝非个人行为，不能推向市场。
　　这是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基准点。
　　30年前，我们整个社会经历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场大讨论。
　　我们追求、辨别、检验真理的目的何在？因为，真理是指导、评判、约束、规范实践的金标准。我们在度过了追求、辨别、检验真理的蒙昧期之后，现在，至关重要的，是尊重和践行真理。
而在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领域，人类普适的文明准则、伦理规范，即，罹患疾病伤痛的个体不因经济原因而延搁诊治，就是医改领域的真理！
总之，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是现代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维护政治稳定的重要因素。当代国际社会中许多国家，都把向全民提供医疗保障作为政府行为，而不是个人行为。我国在此国际大背景和大环境之下，必须把医疗卫生工作视为一个“大的政治问题”而抓紧抓好，否则，就会如鲁迅先生所言：“只有外国人说我们不问公益，只知自利，爱金钱；却还是没法辩解”。